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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日语水准
先引书。
一是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
再是梅棹忠夫的《对论“探究日本”》，此话是那位与他对谈的中国学者说的：“从中国初次来日本访问的人，看见街上的麻雀店招牌，‘呀，日本卖麻雀的可真多呀’。”
麻雀，麻将也，这本是中国的叫法，也略作雀牌，但现今有幸走上东京街头的中国人，却当它是“四害之一”了。两则逸事，时间有先后，后者不要说指点唐代遗风，连“我大清”的玩艺儿也闹不清楚了。
麻将的历史，能追溯到唐代的叶子戏，现在流行的游戏规则据说是光绪年间宁波秀才陈鱼门改进的，那时定名为“麻雀”。“麻将”的叫法反倒更古老，是形成于明熹宗天启年间的“马吊”的别名。改“将”为“雀”，或曰码牌如家雀展翅，或曰洗牌如家雀唧唧喳喳，确乎传神。
一九○五年，李鸿章在马关挨枪子儿也过去十年了，日本的中学教师名川彦作受聘到四川资州师范学堂教授英文。五年后归国，带回一副雀牌，于是，在一味被过高地评价的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可算又有一样文化传入日本。虽然这次日本在输入中华文化上难得地落在欧美的后面，但那玩艺儿到底是汉字的，很快就让不通风雅的“鬼畜”们自愧弗如。
一九一七年消闲生编写《麻雀详解》，出版于上海，可见雀牌先已在日侨中流行。一八年，从中国归来的麻生雀仙组织第一个雀牌俱乐部，叫“雀仙会”。二四年，侨居上海的井上红梅也写了一本《麻雀打法》；两年以后，他开始用心移译《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大概是第一个译介鲁迅的日本人。一进昭和时代，日本便出现第一场雀牌热。二九年成立日本麻雀联盟，总裁是文坛领袖菊池宽。这个联盟制定统一规则，确立段位制，排除赌博性，倡导礼仪，大大推动了雀牌的普及。最近翻阅《文艺春秋七十年史·资料编》，其中逐年影印了《文艺春秋》杂志目录，见曙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刊有《麻雀学漫谈》，五年至六年连载《麻雀讲座》。传闻当今日本玩麻将的人多达两千万，乃至西非某国的教科书把日本人记述为“一天到晚打麻将的人们”。这可能是当地人从援助人员的寂寞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但日本上班族确实很喜爱围桌筑城，理由，说是这游戏富有亲和性。
百余年来日本很少从中国拿来语言了，似乎唯有这雀牌用语是例外。看他们干得兴高采烈，嘴里发出的不是古音、吴音、汉音、唐音，而是现代音，就像说欧美外来语，怪里怪气，别有一番情趣。要是教他们说中国话，八一二三四、东南西北开头可再好不过了。
由麻雀之多少，想起李欧梵的话，但不记得他是在哪里说的了，大意是来到外国，才痛感本国文化修养之不足，不得不补课。这确是经验之谈。年轻人到日本留学，往往嘴一张就比较中日，算计着起码省一半功夫，但真的搞下去，问题反而常出在对本国文化的把握上。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络绎东渡，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已相继从学校毕，而且，一个历史时机让他们撞个正着——日本又“归亚”了。“归亚”或“脱亚”，是照搬日本的字面，容易让中国人望文生义，理解得过于天真或肤浅，但怎样意译才好呢？日本在经济军事实力还说不上多么不得了的年代，竟一气搞了两场忘恩负义的战争，所以一听说“脱”呀“归”的，难免不教人有点疑神疑鬼。这样忽而装孙子，忽而当老子，除了思想文化如日本者，怕是任谁也做不来。总之，这日本正在由低三下四的“隶美”转入趾高气扬的“还亚”（可以联想为“还乡团”的还字），起码要当个“头雁”。于是，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日增其多，当中颇有几本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一代学人群立日本，有所成就，俨然指日可待了。
有关中国的图书大致可分作两堆，一堆是日本人自己写的，间或有其他国家的人写的，另一堆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后者又分成两小堆：翻译中国出版的，和直接在日本出版的。从销路来看，引人注目的是经济类，较为站得住的是历史文化类，卖不掉的是文学类，近来走俏的是风水类。翻译书往往失败在读者对象上，例如一本关于道教的知识读物，在中国属于下里巴人，译作日文，被装帧成阳春白雪，在书店的架子上很显得高不成低不就。直接在日本出版的书，大都赶行市，五花八门。中国人本来有一种出书情结，恰好日本出版业发达，于是由编辑操作，演出着是中国人就能写中国事的喜剧。甚至有的书籍，一读即知是出自某些研究人员之手，署名的著者，恐怕充其量是会说日本话的译者，这类合作则演示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游戏规则。
书出得多了，便也应时读过几本。朦胧有一种感觉，觉得某些国人像是在那里做“二花脸”。
随便谈两本书。
其一是《中国人と中国系人》，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刊。内容似主要取自著者的另一本书，逐省区讲说中国的风土人情，教给日本人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做买卖。著者自言“长达十五年致力于调查中国人的思考性、国民性”，但拜读之后，简直要疑心他不过在糊弄洋鬼子。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所以只说这吉林。
书中说：吉林出身的上司，“帮派”观念强，善于拉帮结伙。往往工作完了也不直接回家，请部下吃喝。
说吉林的女性，至今还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也意味着吉林打过去这样的女性就多。她们大手大脚，结了婚必须由丈夫掌管家计。
说因为有“吉林是东北首府”意识，与黑龙江省、辽宁省对抗的心很强。在吉林人面前切忌说奉天、哈尔滨。
这哪里是什么“用新眼光把握中国人日新月异的变化”，莫非在介绍满洲国时代的“新京”？记得前些年吉林有“南看辽宁、北看龙江”的顺口溜儿，但那不是要对抗，而是看左邻右舍如何动作，免得站错队或跟不上形势。吉林人（乃至东北人）嘴上功夫不行，爱动手，倒真是全国出名，例如本人，读了这派胡言，就很想给他来个“五把抄”哩。
再是《日本见闻录》，白帝社一九九二年十月刊。其中谈到日本的忘年会和中国的新年会。所谓“忘年会”，大概我们中国人立马会想到“忘年之交”的忘年，查一下日本最权威的辞典《广辞苑》，原来日语的意思是年底大家聚到一起喝两杯，忘却这一年的劳苦。然而，著者偏要把它说成“忘过会”，即开个会，把一年来所有的过错都抛到九霄云外，以不曾有任何“前科”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这种忘记，而且是加害者和被害者双方一二三，一起忘个干干净净。
著者强作解人，更引出一通宏论：“对于日本人来说，时代不是长的连续，而是一个个短的段落集合。不是长的实线，而是长的虚线。一个时代结束，下一个时代就把它前面的时代彻底切掉，什么‘过去’也不留地重新开始。这种事只有日本人才可能。”匪夷所思，这么一来日本历史岂不是像兔子一样跳跃，或者像一串香肠似的断断续续？这种事，鬼才做得到。
而中国人呢，著者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时代不是长的虚线，而是长的实线。过去联着现在，现在联着未来。儒教的静止价值观从小自然地浸透全身，所以中国人认为恒久不变是对的，变则不好，等于变的忘当然也不好。
项庄舞剑，意在“周公”，著者点到了周恩来——“虽然他年轻时留学过日本，一定知道日本人一到年底必开忘年会，但终究不明白忘年会的真义”，以至一九七二年日本总理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时，田中对周说：“忘了过去吧。”周猝然变色，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闹得大家不愉快。
著者说得兴起：
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似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不明白中国人的时代观，而周恩来总理也不明白日本人的时代观。田中角荣总理大臣把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当作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忘年会”了，说出“忘了过去吧”。但他错了。他不知道中国搞新年会，不搞忘年会。周恩来总理则把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会谈当作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新年会”，一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说“忘了过去吧”，就顿时误解为日本人从此不再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负责，说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予以警告：绝不允许日本从此不再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负责。
日本人总想把自己过去的罪行忘掉，但多数中国人心里认为，那可绝不允许。这是个大误解。这个大误解来自两国民众的时代观的不同。好好想一想日本人的忘年会和中国人的新年会的不同，这种误解不就比较简单地化解了么。
轻轻巧巧，得意之状可掬。大概这里的“中国人”还可以换作“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不知他们是过“新年会”还是“忘年会”，反正好像比中国人更“误解”了日本人，纠缠不休。
笔者身为中国人，虽并非如著者所言，把田中角荣“视为恩人”，即便犯了罪，也认为“罪人和他之间也毫无关系”，但过了不少的新年会，也过了更多的忘年会（日本人多是以小圈子过忘年会，每到年底都要忙着过好几个），却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著者赋与忘年会的“真义”，即“日本人总是不咎别人过去的失礼或过错，而且将其忘却，把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上段落，但中国人却很难做到”。
著者所说的“大误解”根本不存在。日本人或许很希望别人不咎自己过去的失礼或过错，而且将其忘却，但问题是他们本身并没有好好把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上段落，弄得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都说烦了吧。
中国给日本当了千百年的老师，到头来是一再挨打，就此来说，日本人好像确乎很善于划段落，把过去置诸脑后。但战后五十年，日本已开了五十年的“忘年会”，却一直不能给那场战争利利索索地划个段落。就说不久前拍板的“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主语暧昧，将整个世界又耍了一把，而先前第一大党自民党提出的草案，则更能帮人理解日本谚语“偷儿也有三分理”。那草案有云：“在列强竞相对他国施行侵略性行为或殖民地支配的一个时期，我国也卷入其中，顾及本国的安宁，终于与许多国家交战。我们应该反省过去的这种战争，谦虚地接受那惨祸折磨了众多人们的历史教训。”因为拗不过搭伙的社会党，老大不情愿地加上“侵略战争”、“殖民地支配”、“反省”等字眼儿，便构成如此绝妙的填空文章。“忘年会”论者若以此立论，中国人乃至亚洲人可真是“误解”了日本。
在日本，确实有些人一心要让人们忘记过去的侵略战争，不过，不是大开“忘年会”，而是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什么的。同时，又像是怕人们忘记，一遇机会便反来覆去搞“失言”——又照搬了字面；用中国话来说，应该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