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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95-1999-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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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有心
李皖
从徐志摩与郑孝胥说到徐申如


    说到徐志摩与郑孝胥的关系,似乎还算是一个新鲜话题。一些关于徐志摩的传述,如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赵遐秋的《徐志摩传》等,以及志摩的朋辈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的回忆文章,均未详及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过,现在倒是有一点线索,近来阅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三),以为有几处记载未可略过。兹参核其他材料转述如下,以备查考。
    (一)一九三一年二月,徐志摩应胡适等人相邀,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二十四日到京后,接连给留在上海的陆小曼写了几封信。在二十六日信中,他扯了一通杂事,最后用这样一句话匆匆煞尾:“我要去东兴,郑苏戡(按,郑孝胥字苏戡)在,不写了。”(见《爱眉小札》)“东兴”即东兴楼,当时北京的一家饭馆。可知志摩匆忙搁笔,是要赶饭局,会晤郑孝胥。其实,那日宴集不止徐、郑二人,这里只提到郑孝胥,可能因为他是主宾的关系。查郑孝胥当天日记,确有此晤。日记云:“曹蘅约至东兴楼午饭,晤杨子勤、江叔海、胡适之、徐志摩、李释戡、黄秋岳、吴达泉。”这份名单中,现在人们熟悉的只是胡适和徐志摩。不过,其中至少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就是新政学系头目兼北方金融界领袖的吴达泉也即吴鼎昌(字达泉,亦作达铨)。关于这日的饭局,有一个情况可予注意,郑孝胥乃自天津远道而来。按,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后,忠于清室的郑孝胥一直在天津伴伺退位的溥仪。此前,博仪尚未出宫时,他是那个小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后来则是溥仪的驻津顾问(负责“总务处”,仍总理清室财产清理事务)。据《郑孝胥日记》,他到京那天是二月二十三日,也即旧历正月初七。是日《日记》:“请假五日赴北京,与大七同附九点半车,十二点至车站……”从《日记》中看,他这次赴京大约与房地产的事情有关,那几日让人陪着四处看房子。
    郑孝胥这次在京仅五日,又有俗务在身,交际应酬之间得与志摩、胡适一晤,似非寻常。
    (二)东兴楼的饭局,并非志摩与郑氏初识。一九二八年四月,郑孝胥因夫人病殁,回沪料理丧事,住一月有余。因之,其时在上海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的徐志摩得与过晤。《郑孝胥日记》是年五月四日:“夜,赴沈昆三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除郑孝胥本人,那里面另外两位长者,陈三立(伯严)、陈夔龙(小石),也是清廷旧臣。又,五月五日:“徐申如及其子志摩来吊。志摩赠《新月》杂志,且求明日来观作字。”父子同来吊唁,想见徐家与郑氏原非泛泛之交。其实,志摩结识郑孝胥,乃缘其父徐申如与郑氏旧谊,此俟后详之。《日记》翌日又记:“徐志摩、胡适来观作字。”郑孝胥书法名重一时,《日记》中常有“作字”或某人“求书”一类记载,如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徐申如来求书‘白水泉’匾及沈贯斋祠联。”胡适也曾求书其父墓碣。
    (三)徐志摩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徐志摩日记》是年三月八日:“梅笙又以电话来,云即行。与大七同至火车站送之,遇徐申如及其子子木。”这里,“子木”显系志摩之讹音。车站相遇,大概介绍得匆忙,故有此误记。当时志摩从英国游学归来未久,尚无作为。这日徐申如可能是送志摩去北京。一般认为,志摩在北京松坡图书馆做英文秘书就是那时候。
    (四)徐申如与郑孝胥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一九○七年。《郑孝胥日记》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刻,汤蛰先邀饮九华楼,座间晤缪小山、徐申如。”这里提到的汤蛰先(寿潜),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当时与张謇、郑孝胥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出任干事。是年,因参与浙江官绅谋害秋瑾事件,为一时舆论究劾。另一位缪小山(亦作筱珊),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乃海内闻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关于汤蛰先,有一事不可不提,他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结缡的证婚人(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郑孝胥、汤寿潜辈虽仕宦出身,但此时为近世洋务之风所驱,正倾力兴办实业。而本身就是实业家的徐申如,此际也亟欲借助外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想来彼此很有一些志趣相通的地方。比如,据陈从周《记徐志摩》(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文提供的情况,徐申如是当时沪杭铁路集资股东之一,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力争,使那条铁路绕道经越他的家乡海宁硖石。而当时主持苏浙铁路事务的便是郑孝胥和汤寿潜。
    九华楼饭庄相晤,大概与郑孝胥兴办日辉呢厂(毛纺厂)的投资计划有关。事隔一日,《日记》中又提到徐申如。十二月十四日:“午后,诣日辉港,与蒋抑之、沈新三、徐申如、刘厚生、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从《日记》中看,那座工厂让郑孝胥花费不少心思。《日记》笔墨过于简略,尚无以断定徐申如是否也成了这个项目的股东。
    徐、郑二人共同参与的实业项目,有据可查的是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日记》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后三点至天生港,遂用小轮拖船至唐家闸大生厂,晤季直、徐申如、单治堂、张作三、蒋亚初。”按,季直,张謇字。此行乃赴通州(即南通)参加垦牧公司股东会议。《日记》四月二十六日:“午后,开正式股东会,被选为董事,同举者张叔俨、刘聚卿;又监察员二人,徐申如、袁仲龙。”
    徐申如参与垦牧公司,可能系张謇相邀。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称,徐申如“与南通张季直(謇)友善”。这句话许多人未予注意。
    (五)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称:徐申如虽是富商,“但在江浙财团面前,那又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说法似乎有问题。现在虽已无法确知徐申如到底参与了哪些实业建设项目,但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载表明,他的投资规模和经济实力,比人们印象中要大得多。作为张謇、郑孝胥那些人的投资伙伴,恐怕也须具有庶几相称的实力。事实上,在江浙财团的势力范围内,徐申如已取得相当的活动空间,而且还超出了纯粹的经济领域。比如,在一九二三年由江浙财团发起的维护两省治安的“苏浙和平运动”中,徐申如就是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九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六)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记事:“苏浙士绅鉴于时局紧张,传闻两省将有军事行动,是日在沪成立苏浙和平协会并选出干事会。当选干事者:沈信卿、张仲仁、袁观澜、张一鹏、黄炎培、黄伯雨、史量才、钱强斋、穆抒斋、穆藕初、姚紫若、华蘅卿、袁履登、邬志豪、毛酉峰、章一山、方椒伯、盛竹书、徐建侯、陶拙存、徐申如、虞洽卿、李徵五、王晓籁。”能够跻身这些商界要人、金融巨子行列之中,可知徐申如不会是那种不起眼的小角色。而正是由于这些人物力持正议,迫使直系军阀对江浙两省的军事行动推迟了一年之久。
    (六)徐申如与江浙缙绅的交结已略具前述。此外,徐家的姻亲戚谊也是一层重要背景,其中如蒋百里、张嘉、张君劢等,乃军界、政界、金融界台面上人物,徐家一直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志摩出国游学前后在北京就读和求职,都曾托庇于蒋百里。又,志摩一九一八年投梁启超门下,便是妻舅张君劢的引荐。徐申如显然很看重与张家的关系,及至后来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其劝阻不成,干脆将幼仪收为养女。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徐申如这个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些背景。作为一个工商业者,徐申如的眼界与魄力确乎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徐申如的社会交往,除了经营上的考虑,显然也有政治上的选择。其交结对象,多如具有立宪思想的晚清耆老或是研究系一路文人、政客。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个问题:徐申如的社交活动对志摩产生着何种影响?
    在徐志摩研究中,通常的看法是:志摩在家庭方面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其祖母和母亲,而父亲对他的影响不大。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大抵由于这样两个原因:一、志摩写过纪念祖母和母亲的诗文,那些感情沉挚的文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二、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遭到父亲反对,父子间闹过矛盾。另外,习见以为文学家的志趣也很难与实业家相沟通。其实,就这些因素得出上述结论,未免失之皮相。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是在一九二六年,即使他们父子由此反目成仇(事实并非如此),也不等于此前志摩整个青少年时期未曾领受父训。况且,徐申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业家。就常理而言,父亲给予子女的影响,并非一定伴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而往往以其性格和处世之行为方式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志摩那种喜欢交结的作风,很难让人相信不是秉受其父的教益。
    然而,重要的是,志摩的社会交往亦与其父有着相似的认同。虽说由于志趣的差异,作为文化人的志摩,不可能与实业家的父亲同出一辙,但志摩通过新月俱乐部拉起的那个社交圈子,却差不多就是徐申如的交际网的扩展。那些人多半也是研究系或是接近研究系的各界精英,其中不乏胜朝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丁文江、任鸿隽、张君劢、胡适、金岳霖、丁西林、张奚若、陈源……,按一般理解,这些人不是旧营垒中的新派人物,便是新营垒中的保守分子,亦或二者兼属。
    徐志摩组织这个团体,基本意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三月,志摩赴欧洲途中给新月同人写过一封信(《致新月》),其中也提出“究竟想做些什么”的问题。以他自己的说法,是要“露棱角”。所谓“露棱角”,恐怕不完全是文学上的抱负,因为当时新月同人中没有几个是搞文学的,倒是不乏政客、报人、银行家,甚至还有军人和科学家。也许,这样一个各路精英汇集的团体,可能会产生推动政局的力量。这是理论上的估算。表面上看,北洋时期的政治运作,一定程度上带有“幕僚政治”的特点。比如,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成员的一度入阁,似乎表明借助军阀政权推行某种改革也不无可能。徐志摩固然热衷文学,当时却未尝没有政治上的企望。他在《致新月》的信中就特意提到英国社会改革领头人西德尼·维伯夫妇的事迹,以激励同道。而新月的另一组织者胡适,以及与他们相互倚重的梁启超,自然不会由于雅好文艺而卷入其间。当然,新月社事实上一事无成。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左右北洋政权的直奉军阀并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机会。当初研究系元老入阁是一回事,现在则是另一种情形。新月俱乐部成立之前,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的“好人政府”已宣告失败。轮到新一代人要“露棱角”的时候,直奉两系军人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这帮社会贤达来捧场了。说来,从梁启超鼓吹立宪政治,到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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