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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道：“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手稿烧毁。鲁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申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一九四○年一月二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六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一九二八至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识。三四至三五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的、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一九一九年至二○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过。
（《骑兵军》，巴别尔著，孙越译，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6。75元）
寻墓者说
蓝英年
拉封丹轶事
今年四月十三日，是法国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法国《读书》杂志为此在第二三三期（一九九五年三月）上发表了题为《拉封丹和说话的动物》的报道。
三个多世纪以来，拉封丹脍炙人口的寓言诗代代相传，尤为少年儿童所喜爱。凡是读过书的人，几乎都知道《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的故事，法国人背诵起来更是琅琅上口，因此说寓言诗是最为普及的文学作品可谓恰如其分。法国历代名家如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瓦莱里、塞利纳等都对它推崇备至，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论教育的名著《爱弥儿》里，禁止可怜的爱弥儿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诗，以避免受到不良的影响。仔细推敲起来，卢梭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例如《蝉和蚂蚁》讲夏天蚂蚁辛勤劳动，蝉却一直在唱歌。到了冬天，蝉没饭吃了，只好到蚂蚁家去借粮食。蚂蚁说：“你那时候不是在唱歌吗？那么你现在去跳舞吧”，竟眼看蝉要饿死而拒不借粮。蚂蚁的为人无疑有伤忠厚，缺乏怜悯之心，显然会使孩子纯洁的心灵蒙上阴影。其他如狐狸欺骗乌鸦后就能吃到奶酪，狼凭着一身蛮力便能吃掉小羊而不受惩罚，老实的驴子总是受欺负直至含冤送命，这些只有成年人才理解的险恶世道，似乎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俗话说文如其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虽然取材于伊索寓言，但毕竟离不开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当寓言诗出版后，父母们欢天喜地买回去让孩子们读的时候，有谁会想到那只好逸恶劳、借贷无门的蝉，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呢？拉封丹继承父职，在家乡香巴涅担任河泊森林管理员，本来颇有田产，但他不务正业，无所用心，既好色又好赌，最后卖房卖地，倾家荡产，只好寄人篱下。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靠人施舍的可怜虫”，他倒也有自我批评的勇气，为自己写了三句墓志铭，“让”是他的名字：
让去了，像他来时一样，
连本带利全都吃个精光，
金银财宝从不放在心上。
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肯借钱的小气鬼，讽刺起来才特别刻薄。
说起拉封丹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办事拖拉、衣衫破旧。在法兰西学士院里，只有他吃完午饭便呼呼大睡，不知何时才醒过来。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从家乡到巴黎，他总是追逐女人、乐此不疲，甚至连修女都不放过。他把老婆孩子扔在乡下，自己在巴黎靠贵妇们生活，到了晚年，还对在年龄上可以做他孙女的姑娘们垂涎三尺。拉封丹是在年近半百时才写寓言诗的，在此之前他尝试过各种体裁，特别是根据薄伽丘等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改写的故事诗，内容大多是男男女女追欢逐乐，妻子如何给丈夫戴绿帽子等等。拉封丹写起这类题材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也触怒了拥有一大堆情妇的国王路易十四，因而长期不能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如果我们把拉封丹生活上的毛病算成“小节”的话，他的大节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当然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必须依附王公贵族才能生存，但是与他的朋友拉辛和莫里哀不同，他是唯一不到凡尔赛宫廷里去吃饭的人，他宁可依附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等具有投石党精神或新教思想的人物。在他终于冲破阻挠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时，修道院院长要他颂扬路易十四，他却发表了《致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的演说》，赞美自由和享乐主义，对路易十四只字不提。他渴望成名，但决不以任人奴役为代价。他在寓言诗里对代表国王的狮子有时不得不虚应故事、敷衍几句，但更多的是揭露国王的残暴和好战，以及朝臣们的阿谀奉承，《病了的狮子》等更是对国王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拉封丹虽然不是自由思想家，却有自由的思想，正如《戴颈圈的狗》里的狼一样，他宁愿饿得皮包骨头，也不会像狗那样为了有饭吃而被人戴上颈圈。
拉封丹的传记作者罗杰·迪歇纳指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拉封丹，因为在二十世纪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十七世纪也许十分自然，这是指他的生活小节而言。何况他并未杀人越货，只是不修边幅，像中世纪的教士那样做了些违反教规、在当时却不算犯法的事情。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如此，今人往往喜欢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古典主义时代却崇尚古希腊、罗马，认为荷马、索福克勒斯或伊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后人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出前人说过的话。拉封丹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天才，他像蜜蜂一样从伊索、泰伦斯、奥维德、薄伽丘等前人的作品里采集花粉，但是经过他的加工却成了不同于花粉的蜂蜜。他之所以心不在焉，正是沉湎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想象，唯其如此，寓言诗里的田野才景色优美、充满生机，动物才栩栩如生，富于人性。他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采用日常的语言，首创自由的诗体，不仅吸引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而且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寓言诗成了反映大千世界的舞台，成了后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远眺巴黎
吴岳添
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轻视
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病态是：大家在追逐利润与财富的过程中，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也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
那些势利的人，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忽视；那些清高的人，对价格太轻视，对价值太计较。这两种极端的人，前者是庸俗，后者则痛苦。
现代人应当要在两个极端中取得平衡——不轻视“价格”，更重视“价值”。
对一般力求上进的人来说，透过书报杂志来追求知识，是一条最可靠的路——不须关说，不须求情。
可惜的是，一般人在旅行、娱乐、服装等方面的花费，常常不太计较价格；但在购买知识时——从缴学费，到购买书本、杂志时，则对价格的反应特别灵敏。
对不该计较的价格计较，正暴露出自己的短视，对不该轻视的价值不轻视，才会显示自己的成熟。文明社会的病态就是短视者太多，成熟者太少。
读书短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