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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你35岁。也是在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独立发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定理——要素价格趋同定理（《国际贸易以及要素价格的趋同》（InternationalTradeandtheEqualizationofFactorPrices）《再论国际要素价格趋同定理》（InternationalFactor…PriceEqualizationOnceAgain）。作为你对一般均衡分析的贡献，你发表了论文《要素与商品在一般均衡下的价格》（PricesofFactorsandGoodsinGeneralEquilibrium），当时你38岁。同年你又在动态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同样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贡献，那就是你的论文《定常规模收益下的平衡增长》（BalancedGrowthUnderConstantReturnstoScale）。你在四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以及稍后发表的专门向经济学家解释你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公共开支理论的图形表示》（DiagrammaticExpositionofa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彻底改变了公共财政理论分析的方向。
接下来发生的，是被叫做“两个剑桥之争”的资本理论论战。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解决战后重建工业社会时人们面临着的那些重要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而你在战争期间就关注着这些问题，通过你在各种全国性公共机构里担任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局和国家财政部的顾问工作，以及肯尼迪总统（和他在做参议员期间）的经济事务顾问。在这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理论论战中，你对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理论，规划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货币与利息理论，变分法在资本积累动态过程中的应用，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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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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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你长期以来对经济分析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关注，你的论文《概率以及效用度量的尝试》（ProbabilityandtheAttempttoMeasureUtility）和《效用、偏好以及概率》（Utility，Preference，andProbability）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主要通道。沿着这条路线你发表了《认股证定价的理性理论》（RationalTheoryofWarrantPricing），《关于风险分摊的好处的一般证明》（GeneralProofofThatDiversificationPays），《基于动态随机规划的终生财产组合的选择方法》（LifeTimePortfolioSelectionbyDynamicStochasticProgramming）和《以均值、方差、及更高阶的权值表述的财产最优组合分析的基本近似定理》（theFundamentalApproximationTheoremofPortfolioAnalysisinTermsofMeans，Variances，andHigherMoments）。这些论文标志着你对金融理论发展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它们至少为后来者当中的，因为金融理论贡献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的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够最终建立现代金融工具的动态随机过程分析模型。后者为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支持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金融革命提供了理性基础。
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贡献，仅仅构成你那许多卷著作的一个相当有限的部分。而那五卷本的文集还没有包括你最近的著作，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你1992年发表在西尔顿编辑的纪念哈桑尼的那本文集（RationalInteraction）里，反思经济学与热力学关系的文章。在经济学家里面流传着一则没有得到确证的故事：在你博士论文答辩快要结束时，你的导师熊比特转过脸去问你的另一位导师莱昂节夫，“怎么样，瓦西里，我们通过了吗？”（汪注：英文是“well，Wassily，havewepassed？”导师们觉得这次答辩简直就是考老师而不是考学生。）
在这样冗长的导言之后，萨缪尔森教授，我希望向你请教下列的问题：
问题一
你曾经写道：“在这个专业化时代，我有时觉得我是经济学里最后一个博学家了。”
你是否看到了“知识的分割”在未来世纪所带来的某种危险或对人类心智全面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你是否同意为了获取新的知识，人们必须首先分析性地（而不是综合地）对待现象形态？就这样一个“分析…综合”的问题，你将对未来世纪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提出哪些建议？
问题二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你的学术工作已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的那一方面。你是否也愿意或者关注当代经济分析的“社会性”那一方面呢？对你的中国读者，你是否愿意对经济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最终定位给出某种预测？更广义而言，由于你已经将经济学塑造成了“综合”学科（也指他的学派的名称“新古典综合”），你是否会建议做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所谓一切科学，一切社会科学，一切人文学科的“宏伟综合”？或者，你根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综合”，你认为这就学术的实质而言是不可能的，并且就你所抱持的道德判断而言是错误的？
问题三
90年代以来，你最关注和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四
过去十几年里，关于工业组织、企业以及一般地，关于生产的经济理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主要由于制度分析以及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然而，各种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来没有能够在形式化方面达到可以与你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建立的那套框架相比的程度。根据你的深思熟虑，根据你的广博学识，根据你在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长期经验，并且注意到在制度分析中有许多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在诺斯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是难以定量化的，你认为制度经济学家们是否可能获得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呢？如果你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么你觉得哪一种数学工具在这方面最有潜力？
问题五
你曾经为许多决策机构咨询，你积极参与了公共事务（例如反通货膨胀的辩论）。在后冷战时期工业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务里，儿童教育一直受到公众日益增长的关注。你是否愿意就此提出见解，讨论你认为与此最直接相关的那些问题？
问题六
在你为一本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书写的前言里，你列举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在科学领域里曾经有过不少被诺贝尔委员会大大忽略了的重要发现，并且类似的忽略将来仍然会有。这是极可以理解的，因为极大的不确定性存在于科学发现过程本身，也存在于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了的“知识分割”的社会。在我看来，只有作者本人有充分信息来评价自己的工作。就你所发表过的那许多科学论文而言，你是否能够向我们推荐其中的一篇、两篇、或者三篇，作为你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呢？
萨缪尔森教授的答复
我曾惯于说我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博学家，因为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如此专门化，人们只能专注于狭隘的研究课题上。我曾一直试图跟上所有题目的进展，但到了我……也许六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可能继续跟踪在所有这些题目上取得的进展了。这样，在我已经接近九旬的今天我不再认为自己在各个领域都是“大师”了。我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尝试做这样的博学家，因为最大的优势仍然来自劳动分工。不过，最好是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能力将对最复杂的数学技巧，计量理论，以及统计学方面的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具备对现实世界的良好判断力，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晚年的阿瑟·奥肯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同时具有伟大学者的智慧和具有例如瓦尔特·海勒那样的实践眼光。同时，他还关注着，至少我也是如此关注着，经济学的伦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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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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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伦理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局限于实证经济学领域了。当我把我在大约十五年的期间里为《新闻周刊》写的那些评论文章找出来放在一起读的时候……那大约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联储局撰写论文同时，我把这些东西叫做“带有一颗温暖的心的经济学（EconomicswithaWarmHeart）”。注意，我不认为一个人为了要有温暖的心，就把他的大脑变成“海绵头”。你无法像证明欧几里德平面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或二加二等于四那样证明任何一个伦理学立场优于另一个伦理学立场。但这为发展中经济的社会里的经济学教育带来了问题，当发展中社会在发展的时候，它常常被发达社会的各种模式所包围着，于是有些学生就被这些发达社会里发展起来的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所吸引，例如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去哈佛大学、MIT以及剑桥等等名校拿到模式学位，回到日本以后，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发展为高度技术性的模型。但是这些东西无法写在新闻刊物和报纸上，无法让大众以及政府官员们理解。所以他们说的话没有人愿意听，这样他们学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我一直认为9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在宏观经济上自我管理最糟糕的国家，那里的宏观经济管理简直就是毫无希望。那里的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比，具有最丰厚的资源，不像南韩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政府在财政资源上受到严重的限制从而它们既成就不了什么事情也犯不了大错误。日本的官吏阶层……也许是世界上国家色彩最严重的官吏……你有内阁，有总统，有政党，同时有官僚阶层，后者应当受到前者的制约。当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也有权利极大的官吏阶层，但他们毕竟要受政治家的统治。类似地，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或财长等等官吏，他们不是国王，他们是公众选举的政治家们的咨询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日本官僚集团这样握有权柄的阶层。
日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从一个传统集权国家向着民主多元发展的时候，如何控制它的政府的庞大官僚阶层的权力？如何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来结合政治家们的广泛而有远见的头脑与技术官僚的精巧管理方式？这个问题，就我所知，在日本，能够影响政治家决策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我发现下面的现象有些悖论性质：我们多年来最好的政府顾问们，他们同时也是最好的理论家，精通历史、数学、经济思想等等。也有例外，有些人，例如罗拉尔。德布鲁，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数理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足以使他获得这个奖励……他就从来不就政府政策问题发言，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那方面不是强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例如詹姆斯·托宾，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例如在宏观理论，统计理论，微观理论，货币理论，他同时还极富创造力地与瓦尔特·海勒合作，后者具有极强的应用头脑。他们两人在肯尼迪当政的60年代为内阁咨询，做出巨大的贡献；又例如一流学者索罗，莫迪格里雅尼，等等，为社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同时又是眼光尖锐的学者，可以迅速判断和指出例如欧洲政府在哪些方面做错了等等。所以，我认为的理想状况是这两类人才（在公共政策事务上）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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