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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Schultz）、西蒙斯（HenrySimons）、道格拉斯（PaulDouglas）、内夫（JohnU．Nef）与明兹（Lloyd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Bidwel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of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VanOrman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Wilson）与伍华德（Robert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测，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ofEoconomic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A．Wells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BatesClark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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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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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却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Heller）、托宾、戈登（Kermit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上帝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富》（Fo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做了一番评述：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我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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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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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槟，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Robe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Chatelier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Chapterinthe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