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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大师辨个中殊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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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
我们可以谈一谈中国的问题。很多人曾经问我：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会立即回答说：“我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这些人没有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假如他们问我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会对他们说：我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这与一系列的环境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只能在中国找到，而在俄国却是没有的。第一个因素是家庭的重要性，尤其是家庭的联系方面。换言之，社会活动可以围绕家庭关系展开。如果你对中国农村组织的称呼——公社，与俄国的称呼——集体农庄做个比较，你就会对两者得出新的不同认识。当中国放弃“人民公社”时，中国人就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结构上。中国政府随之提倡了家庭责任制，这点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以家庭为基础，甚至以家族为基础进行农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中国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制度过渡到一个可以运作各种鼓励方法的制度。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容易，虽然还很难说是最好的方法，但他们起码是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当俄国放弃集体农庄时，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大群失业工人无法安置；还有一大群不适宜做企业家的官僚，俄国无法围绕家庭做转变，这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同之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它更为成功。当你要改变社会制度，按我的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你就要在那个社会里找到可以帮助转变的现存结构。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充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搞得非常成功。开头，这个制度还比较粗糙，并不十分完善，但其后逐步改善，现在，据说这种制度甚至已经成熟到可以“标准化”的地步。他们显然是成功的。农民们现在可以向政府捐税，他们可以生产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产品。据说他们（中国）的产量成倍地增加。我不完全清楚增加了多少，但的确是大幅度地增加。以上是中国具有的一个优势。中国所具有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华侨。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海外俄侨。贵国的海外华侨生活在市场体制下，但仍与大家庭保持着联系，保留着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又了解中国的体制，所以他们能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是海外华人的投资。很明显，你们得到的这种帮助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与俄罗斯的主要区别之一。
我要提到的第三点中俄差别是：总的说来，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已从转换过程中得到了实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得到了实惠，他们就不希望改革进程逆转。相反，在俄罗斯，许多人生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了。在中国，我感觉到大多数人民生活更好了。最后一点是你们的改革有上层的支持，也有来自底层的支持。所以，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也能推行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是俄罗斯人所缺乏的。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并不需要。
米勒：
俄罗斯与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假设你们国家40％的总产值是工业创造的，当然你们知道具体的数字，但在俄罗斯，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缺陷，工厂同时又是城市。与俄罗斯情况相比起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非常小，大部分还是依靠农业。所以，我想你们发展的进程应该比俄罗斯快一些。
萨缪尔森：
有的人，像杰弗里·萨克斯和哈弗特，他们跑到前苏联去告诉俄国人应该采用休克疗法，以此遏制通胀。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应该设法发现各种政策的最好的协调统一体。不过，中国的困难要好办一些，使问题变得简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只是我个人看法，对此，我不是很有信心—我曾经想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把“民主”放在“公开化”之前，即使他决定把“公开化”放在第一位，或者他没有这种政治能力来决定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问题是被这样决定了。结果是他交出了他的全部权力，使得原来的官僚凌驾于市场之上。公开化的目标是中央权力。有人认为，可能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力。
马克维茨：
显而易见，中国的改革十分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允许私营企业加入到经济生活中；企业学会了向世界范围提供商品和服务，还赚了钱。有趣的是中国进行了一项试验，而非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例如俄国所遇到的问题。我不具体知道波兰的改革工作进行得如何，但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不错。部分原因可能是俄国不像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拥有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稍停）我已经大大地离开了我的专业所长。
弗里德曼：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这个讨论。第一是，中国有优于俄国的一个巨大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香港、新加坡、台湾、美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俄国则没有这样的优势。虽然有许多俄国人住在世界各地，但他们没有海外华人那种叶落归根的向心力，如人们在香港、新加坡、台湾所看到的。这样的优势，依我看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可能是家庭的关系，人们互相走动往来，使国内的人了解到外部世界如何走在他们的前头，他们又是何等的落后，从而造成一种压力，促使他们去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个原因是，海外华人向国内输入了资金、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香港人在广东雇用的工人比在香港本身雇用的还要多。广东之所以能率全国之先取得如此快的发展，亦是由于有香港的影响。俄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我不知是长期地还是短期地）被视为放开了经济。她在政治改革前，先进行了经济的改革。而俄国则被认为先进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而经济改革居第二位。从短期来说，中国这是个优势，可在改革的头几年避免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将是个难题。你们的政府机构仍是高度集中的。这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困难。再回过头来谈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前天我刚好会见过佳格先生，他是俄国改革进程的主要设计者。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中国的农业改革是这样的成功，邓小平把农村中的生产队责任制转变为个人责任制，这非常成功，俄国是否也会这样做，或者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说，俄国在旧的制度下经历了70年，所有有作为的人、有能力去改造农村的人都陆续搬到城市里去了。而现在仍在集体农庄的人不思改进。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的答案，但它起码体现了中俄的不同之处。中国经济上成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农业、小规模工业和零售业。而未受改革波及的地方是国营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则是导致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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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中国家各奔前程，大师辨个中殊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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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
就目前的纪录看，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还是去“教导”。东欧国家目前的生产下降了20％左右，而中国的生产却蒸蒸日上。东欧相去甚远矣。到目前为止，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政治体制运行得不错，斯洛伐克次之。即便如此，它们都仍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在俄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等，当然这也是民主体制的表现，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形也可以在西欧见到。问题是能否使得一个国家的难题得到公开、争论和对话。在乌克兰那里，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存在，如大量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当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如鞑靼，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争论都是局限在用文明的方法上，比如他们在讨论克里米亚应在多大程度上自治等等。问题的中心就是如何既可以保持国家不分裂，又可以防止专制。我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十分不足的，我应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尤其想知道中国的企业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从外部看，我是无法弄清楚的。再者，也许不应这样说，但我也很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下起作用的。我真的不知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政治会对经济生活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在捷克，它导致了经济上的成长，而在波兰，情形则相反。即使在俄国，我相信将来他们的经济是会复苏的，这是数年后的事了。就国营重工业民营化进程来说，波兰而不是俄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人们一定要打破国家垄断重工业的状况。据波兰的学生的说法，波兰正以半价把重工业出售给民营企业，这是波兰政府在今后几年的官方政策。波兰的经验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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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21世纪中国与世界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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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
分析应基于今后的潜力与过去曾实现了些什么。未来的75年内，人们可以看到一次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是相吻合的。依我的观点，有两个发展趋势使得这场世界性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技术方面的革命。通信、交通，尤其是信息等方面极大发展，使得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现在，一个公司企业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推销产品。这都是当代通信、运输速度大大提高和信息方面的革命使然。第二个发展趋势是体制方面的革命。中国、俄国发生的变化，还有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使得低成本劳动力的大量提供成为可能。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捕捉住这样的机会，其他的相关国家也是如此，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这将会导致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在东亚已看到这样的成功例子。在香港、新加坡、台湾，现在还加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广东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对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她是否能参与“开放式的贸易”。不幸的是，有些国家遇到了强大的内部压力，要实施保护主义。今后会继续有这样的斗争，未来世界在50～75年内会出现什么情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
莫迪利阿尼：
上帝呀，我的预测不可能超出我的寿命，我已经77岁了。不过，总的来说前景并不乐观。在西方，我们遇到了困难；在欧洲，在共同市场，这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决策者不懂得如何制定政策；就德国而言，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失业，但他们决定保留一定的失业，所以，他们有失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