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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2-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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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上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敢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李 锐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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