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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作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近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我们党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表明，他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三、整风也有意敲打不同政见者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也还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在社论最后送毛主席审阅的时候，他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两年，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夏，毛泽东亲赴南方，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的青岛会议后，还派出了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指令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他当面指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虽加抵制，还是不得不批了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才过关。而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则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这就是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218），指出这个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