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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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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番禺县志。(1871年)卷16,第47页;。平江县志。(1875年)卷26,第7页;。郁
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7,第10页。 

类似的例子很多。广州附近的三个乡在1859年红巾军叛乱
时,组成复合联盟,在龙泉墟集镇设有管理团练的指挥部。后来,
这个联盟的首领得到省当局的允许,用剩余的团的财力建立一所
地方书院。同治年间在湖南平江,剩余的团练资金被用来建立一
所。团社学。,由特别拨出的土地的地租作为经费。在郁林,一心团
的财力被用来建立一座庙宇。②我曾经指出,在临湘,地方防御联
盟与救灾粮谷的征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团变成了
发挥绅士作用,甚至包括征税在内的多重目的的组织。 


因此,看来尽管这样的团是地方防御联盟,但它有时产生于社
这样的传统的绅士集团,因而能够承担附加的、一般是与复合村社
绅士集团相联系的职能。这样,它只能被看作复合规模或扩大的
复合规模上的绅士联盟的常见模式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
在19世纪中叶当资金和人力的有效地方管理需要某种比习惯的、
非正式的绅士相互关系更为可靠的东西时,变得很普遍。在行政
管理软弱无力时期,绅士在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中创造的这种组
织形式,由于一种长期的行政传统而获得合法地位,在这个传统中
团是体面的、官方倡导的地方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当国家权力
的基本前提成问题时,这种合法化在使名流依附于传统国家制度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团在地方行政
中保持了重要地位,甚至在民国时期还对农村机构的发展产生影
响(见第六章第二节)。 


(谢思炜译) 


第四章 
叛乱的发生和正统名流的组建武装 

 


第一节 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 

随着19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
的步伐加快了。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
时,当匮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
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在异端方面,这不
仅意味着武装并组织地方秘密会社的分会,以及发展出没无定的
盗匪帮伙,而且也意味着把作好战斗准备而被视为异己的集团联
合成救世的宗教运动。在正统方面,这不仅意味着以村社为基础
的团练组织的激增,而且也意味着层次更高的军事组织的出
现。 

在危机期间,清廷军事领导人员的最初反应是雇佣支付薪饷
的战斗人员,即勇,以补足其人数由法令固定了的正规军。广义
地说,。勇。这一名称习惯上是指任何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征的兵
力。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做。团勇。。但勇一般是指军事
化水平较高的兵力,即指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
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这样的部队有些是由政府官员直接招
募,如来自潮州的声名狼藉的勇。其余的本来是盗匪帮伙,依附


于政府军队是希望得到更固定、更丰厚的报酬。危机时期实行
雇佣勇的办法,意味着19世纪的庞大的清军实际上是一支杂牌
的勇军,这支勇军附属于从各省驻军调来的同样混杂的正规
营。① 
可是,从帝国政治前途的观点看,勇军的最重要类型却是无军
职的绅士所招募的。在太平天国时期,正是这种部队的出现及其
结合成较大编制的能力,使正统名流能够接受当时以及其后约50
年间的叛乱的挑战。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有必要指出的那样,这
种适应名流内部原先存在的归属体系军事化趋势,是传统社会经
受住19世纪中叶危机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把组建武装的纯地
方形式提高到新水平的过程中,领袖人物产生于省和国家的名流;
特别是产生于一批卓越的湖南绅士,他们的命运及其私人间的关
系在下一个世代里,决定了帝国的命运。 
新宁叛乱 

① 。向军奏稿。,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4年)第7册,第132页。上面
列有1853年隶属于江南大营的勇兵部队。 

在湖南西南部湘江流域的正西面耸立着湖南广西边境的山
脉,在道光朝后期,这里是种族间的冲突、贫穷以及秘密会社的活
动日渐加剧的地区。湘江河谷已成为鸦片贸易向北伸展到长江省
份的通道之一,这一事实使苦难和骚乱掺合在一起。1836年,新
宁和武冈两县卷入了一个名叫蓝正樽的瑶族人领导的叛乱。蓝正
樽,捐有监生功名,遭受本少数民族集团富有地主的明显迫害,终
于被迫成为非法之徒。于是他当上了叫作青莲教的秘密团体的首
领,这是早些年从四川传入的一个会门,无疑是白莲教的支派。蓝


正樽的起义虽然在不成功的武冈攻城战中被镇压下去,但在分化
边境地区的社会以及在汉族农民中扩散异端影响方面却是成功
的。① 

① 关于蓝正樽及其背景,见江世焱编:。鸦片战争前后新宁武冈农民起义的部
分资料。,载。湖南历史资料。第1期,第49-65页(1958年)。应当结合这一地区少数
民族集团的全面调查,研究这一丰富的原始资料,这样的调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基本
课题。也见。湖南省志。(1958年)卷1,第10页。这一地方志是新的白话本,收录各种
地方原始资料,包括以前的地方志和口头传说,并试图用同情的语气叙述叛乱运动。
关于这一地区的白莲教流派,见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1932年)卷1,第77-79
页。 
②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9页。 

山区这时开始了一个干旱时期;清政府的官僚政治似乎一意
要毁灭自己,它把自身的腐败掺合进了地方的灾难。新宁县官李
博显然勾结了地方米商,操纵官仓系统以抬高米价。衙役们对饥
饿的农民施展他们惯常的勒索手段,对一个叫雷再浩②的人的亲
属更是特别无情。和蓝正樽一样,雷再浩也是少数民族瑶族人。
对于他的迫害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秘密会社的组织者,
一个叫作棒棒会的团体的领头人。棒棒会是一个包含白莲教和天
地会两种传统成分的奇特的混合体。它包括蓝正樽从前的一些伙
伴,他们奉行白莲教的素食习惯和佛教仪式。但是,它也包括一定
数量的天地会骨干(。铁板。),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汉族。凭借它的
天地会成分,棒棒会能够抵达新宁近郊以外的地方,并和一个汉族
造反者李世德取得联系,李世德是边境那边广西境内的天地会的
首领。棒棒会也吸收了各式各样不带教派性质的盗匪帮伙。很明
显,有两种关系重大的过程在起作用:教派运动正逐渐与种族叛乱
的过程纠缠在一起,种族运动本身正成功地求得和造反的汉族农
民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看出新宁的骚动是后来更为重大


的事件的重要先兆。① 

① 。湖南省志。(1958年)卷1,第15页;。新宁县志。(1893年)卷16,第6页。罗
尔纲曾指出,就这一地区秘密会社团体的密切关系而论,清朝官吏当中普遍存在混淆,
并根据各种证据归结出,许多被看作。素食教派。的团体事实上是天地会,见。太平天国
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74-76页。棒棒会的成分表明,情况比罗尔纲所推
测的更为复杂。这是这样一个地区,两大异端传统,白莲教和天地会,是相近的。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2页。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第
136页说曾国藩是江忠源的。朋友。,恐怕应当订正为。老师。。在曾国藩的交往圈子中
江忠源这个人物资历过低,曾国藩的书信中不是以朋友这样的身份提到他。应该说,
他可能是曾国藩在有1844年大挑考试的记事中提到的门生中的一个(1844年6月27
日的信件,。曾文正公家书。“台北,1957年”第76页)。也见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1937年),第57-66页。 
③ 黄彭年:。江忠烈公墓表。,见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附录,第6页。也见邓嗣
禹的传记文章,载于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第136-137页和罗尔纲的。湘军新志。
(长沙,1939年),第67-68页。见。新宁县志。(1893年)卷6的殉难的团领导人名单。 

1847年夏,雷再浩着手动员他的追随者造反。但新宁的名流
这时已开始集合他们自己的力量。江忠源(1812-1854),一个举
人,在北京度过几年后于1844年回到了他的家乡。在北京,他曾
跟同省的曾国藩学习,并且为称作。大挑。的特科考试做了有成效
的准备;在正规的会试中三次落选的士子可以通过大挑取得直接
任命为官员的资格。江忠源被任命为候补教谕。② 

当1844年江忠源抵达新宁时,他觉察到迫近的祸患,立即着
手动员他的氏族投入防御。他关心的事情之一是不让穷亲戚们加
入雷再浩的组织,这个组织正积极地在村子里征募新成员。因此,
他。阴用兵法部勒。,并。教以亲亲长长之义。,以之作为一种思想上
的补充教育。其他氏族的名流也同样去做,最有名的是一名叫邓
树堃的精力充沛的年轻武生员。③ 

1847年秋天,雷再浩即将发动叛乱的消息泄露,于是江忠源


赢得了主动权。在发动了一场使雷再浩的追随者背叛他的宣传运
动后,江忠源领导一支从他自己和联盟的氏族中征集的2000名民
兵的部队,把雷再浩从以黄背峝为根据地的他的家乡赶了出去。
在剩下的秋季月份里,战斗在边境山地来回进行,最后以雷再浩被
他自己的副手出卖而告终。12月初,叛乱以李世德的自杀及雷再
浩的被捕和处死而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造反者中的许多人逃脱
了,其中一个叫李沅发的经验丰富的干将很快又举起了造反的旗
牛А!

在新宁方面,战斗主要由江忠源的民兵进行。尽管省级官员
曾准备向新宁调进大量部队,但江忠源成功地加以劝阻,其合理的
根据是:这种。客兵。造成的麻烦将超过他们的价值。在对雷再浩
的战斗中,官方几次简略地提到绅士领导的。壮丁。,这些记载是对
朝廷的惟一暗示:镇压叛乱是正规部队以外的人进行的。①也没
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或者省级官员准备进一步了解江忠源的成
就的实质。没有任何人准备建议将更高一级的军事责任委托给名
流,或者反地方农村社会的治安工作以外的任务委托给像新宁这
样的地方官兵。 

① 。清实录。,道光,卷448,第15-16、27页;卷449,第14-15、27页。也见谢兴
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3页。 
② 。湖南省志。(1885年)卷89,第2页。黄彭年:。墓表。,第6页。 

由于江忠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很快得到报偿,在浙江任
代理知县。1849年他在那里继续任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
新宁民兵组织被解散了。尽管江忠源个人起了领导作用,但民兵
是一群氏族名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的。虽然民兵回到了他们
的家园,但其组织在减员的形式下继续存在,在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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