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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悠悠的军号声响起。宴会已经结束。部队进入了就寝。袁根擦掉脸上的泪痕。这时，哨位前走来罗光辉的身影。两个互相敬礼。
罗光辉感奋地问：“哨兵同志，当班情况？”
袁根响亮回答：“一切正常，请接岗！”
“是！”
两个互换位置，转身敬礼。
当袁根走回寝室时，士兵们都安然地进入了梦乡。他看见，他的铺面上放着好几袋香喷喷的东西。他知道，这是战友们，不，是母亲们送给他的南北风味的家乡食品。
十
第六个黎明很紧张。
都在整装。脚步匆匆。言语匆匆。呼吸匆匆。
号响集合。整队上车。
袁根有些迟钝。眼睛瞪得牛大：“连长，我拍了电报的。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连长惋惜地看看手腕。说：“可是，时间不等人。军令如山倒。任务重千斤。”
袁根急得捶胸。乱蹦。仍是说：“我母亲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连长又看了一下手腕。好像故意拖延时间似的。拖了一秒。又拖了一秒。已经不能再拖。无奈地说：“你说怎么办？”
袁根跺一下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汗辣辣的头直直地别向一边。
连长苦涩地眨了一下眼，使劲地咬了一下牙，终于不得不狠下心，又像是骂自己似的吼道：
“在征战的使命面前，容不得婆婆妈妈、儿女情长。我们是军人，军人！懂吗？上车！”
“上——车——！”袁根几乎是疯一般喊着扑上汽车。又疯一般挤在车厢的前面。大张口喘着粗气。两眼冒着泪花。光一照变成火花。
军车徐徐启动。
即刻就什么花也没有。紧咬着牙巴骨。寂然地，痴痴不动。蔫然地，望着前方。
兵们看见他恼成这样，急成这样，很理解他，同情他。在理解与同情中，又一次对他的脑子发生了怀疑：他发电报时写清楚没有？莫不是一时又犯“不正常”写错地址什么了。
而此时的罗光辉坚决认为袁根是全连最精明的一个。他觉得，袁根一直不把连长赠送他母亲的收录机寄给他母亲，却送给一个干妈做了随葬品，说明他母亲一定是“后娘”，他对母亲没有感情。由此进一步断定：即便他娘接到电报，也不会来的。
班长茫然地东张西望，渴烈地寻觅着第十个母亲的故事的神秘悬念。
军车开出山沟。驶过公路交叉口。在一条如倒插的“人”字的右线上飞速前进。
忽然，站在第一辆车上最前面的袁根咚咚地擂打驾驶楼顶：
“连长。停车！停车！”
“什么事？”连长在车门里探出头问。
“我妈妈来啦！”
军车明显减速。但没停。
“是吗？”连长又问了一句。
“是的。我妈妈来啦！”仍咚咚打着车顶。
车停了。
后面的两辆车也跟着停了。
连长跨出车门。站在车踏板上。问：“在哪？”
“左边那条公路上。那个穿灰布褂子急走的老娘。那就是我妈妈！是的。那衣裳是我妈妈的衣裳。那走势更是我妈妈！”
连长看见了。一个北方农村的老娘，搭前挎后背着几个大小不等的布袋。她老人家显然是刚下了公共汽车。她的背直不起来。头却像拐杖的托，直直地朝大山翘望着。走得不顾一切。
“你快喊呀！”连长焦急地催他。
兵们也看见了。也都催他喊。
袁根却不喊。望着他母亲。光哭。
连长已经无法忍受，火了：“你是怎么啦你？！快喊呀！”
兵们的心也急得跳出来。也都轰他：“快喊呀！”
他却把眼闭上，把脸捂住了。手缝中，与泪水一起串出一句话：
“我妈，是哑巴。”
连长眉峰猛地撅了一下。又急急地揉一下眼。手离时，眼变红了。泪滚出来。完全抑制不住。似乎并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哑巴、聋子、听不见。他放开喉咙猛喊：
“妈——妈——！”
士兵们噙着泪。也都喊：
“妈——妈——！”
喊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都是“妈妈”的交响。
可是，妈妈听不见。她仍然执著地向前走。向着山里。向着军营。向着儿子疾奔。
连长喊毕就举起右手。向着远远的母亲行军礼。
车上的士兵都举起右手。齐齐地向遥远的母亲行军礼。
只有袁根没有喊。也没有行礼。他在哭。捶着驾驶楼哭。望着他母亲哭。哭得很痛。在他痛痛哭过几声之后，猛然感觉到出征的重任与时间的紧迫，而部队却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呆在路上。他的心立刻被这种沉重压住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秒表，响着急促的嘀嗒声。于是他更重地擂着车顶，给连长下命令：
“连长。开车！”
连长没有动。
车没有动。
秒表的嘀嗒声愈来愈响。愈响愈烈。声声砸在他的心上。他干脆不叫连长。瞪着发红的牛眼探出头，直对司机擂吼：
“开车！快开车！”
军车启动了。三辆军车都启动了。很慢。但连长还没动。没回驾驶楼。仍然站在踏板上。仍然举着行礼的手。仍然望着蹒跚奔儿的母亲。
三辆军车上的全部士兵，像三个方块队通过检阅台似的，齐齐地举着手。齐齐地向母亲话别。
直到望不见为止。
半程没有言语。
永远的母亲（随笔）
■ 岳恒寿
当我将我的短篇小说《话别》中的主人公没有喊出的那一声“妈妈”，作为这个中篇的题目喊响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下日历，发现这日子竟然是我母亲下世的忌日。
我母亲是在我当兵的第11个年头下世的。我母亲送我参军的时候就有病。可她一直说“不要紧”，硬是一天一天支撑着。这期间，母亲曾经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后，是父亲掐人中给掐醒的，母亲醒了后说：“我不要紧。”第二次昏迷过去，父亲又掐，可半天都掐不痛，唤不醒。父亲慌作一团，本想扎一副担架送母亲进城抢救，但手抖得怎么也扎不成，索性抱起母亲，放进一个筛面的柳条笸箩里，那笸箩三尺长，这时的母亲已消瘦得只有三尺长。父亲将笸箩拴上绳子，让我的两个堂弟抬着，父亲提着水壶跟着，急奔几十里山路抬到县城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对父亲说：“这老人不行了，回去吧，治也白花钱。”父亲很不情愿地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医生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有好营养，还能活三个月。”父亲无可奈何，母亲醒来了，安慰父亲：“我不要紧，咱回去吧。”于是，母亲又被抱进笸箩里，抬回了家。医生说的“三个月”母亲并不知道，但却成为划在父亲心里的一条生死的底线。眼看离这条底线越来越近，父亲对母亲说：“给孩写信，让孩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孩公事忙，不要回来，我不要紧。”母亲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力，承受着无数“不要紧”，超越了累累的“三个月”，突破了医学理论的极限，一直支撑着，支撑了11年，终于支撑不住。父亲又说：“打电报把孩叫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让孩忙公家的事吧，我不要紧。”父亲又依了母亲，没打电报，把母子相见的最后机会给省略了。母亲悄然地走进了黄土深处，却把没有话别的憾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伤感的一幕，我总是潸然落泪。身为人子，母亲把我养成五尺男儿，在她身患重病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母亲孤力无助，所有的痛苦都用一句“不要紧”去抵抗，养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我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忠孝不能两全”来排遣歉疚的痛苦，“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委实是军人的职责与无奈的写照，它又是一剂麻醉剂，不知道麻醉过多少人子的伤痛，消解过多少儿男的憾恨。然而我，却在麻醉中获得了清醒，在消解中获得了开悟，我豁然悟到：母亲留给我的并不是终生的憾恨，而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
我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是与一首歌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我两三岁时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哼歌惊醒了，蒙眬中睁开眼睛，我看见黄灿灿的油灯前，母亲坐在炕上纳底儿，哼歌就是从母亲的鼻腔中发出的。我看见母亲非常年轻，清秀的眉眼，乌亮的发髻，尽管是夜里做活，脸上却没有疲惫，只有自信。我忽然笑出声来。母亲看见我笑，给我送来一个极用力的吻。旋即就由哼改唱，唱出了这歌的内容：“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民族抗日，苏联去留洋，回国当了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是谁？八路军与母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歌很好听，只觉得母亲很会唱歌。
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她的歌一样动听。母亲讲二十四孝，讲善恶相报，讲岳母刺字，还讲我家的实事。母亲说我的小叔父17岁参加八路军，18岁就牺牲在抗日战场，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后，母亲烙了一袋子干粮，父亲和伯父背着干粮和铁锹去找小叔父的尸骨，但战场的痕迹连同小叔父掩埋的标记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抹去，父亲和伯父挖了几亩大的黄土，都没有找回一根骨殖。小叔父的生命符号，最后归宿于一张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
母亲讲八路军驻在我们村的时候，当木匠的父亲天天给八路军修枪、刻图章、造烟斗；母亲没日没夜地纺棉织布，给八路军赶做军衣，织下的布是白色的，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母亲又采了槐树叶子，拌盐捣碎，将白布搓染成深灰色，然后摆净晾干，再一针一线地缝。时正值金秋，忽然刮起大风，我家仅有的二亩谷子眼看被风摩掉，是八路军的连长带着战士们，把我家的谷子颗粒无损地抢收到了场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见，它像一页开蒙读本，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在我五岁那年，母亲怀了我妹妹，腆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艰难。父亲从外面回来说，他被派了支前民夫，去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还要赶上我家的小灰驴。面对快要临产的母亲，父亲一脸难色。母亲却十分平静，说：“你去吧，我不要紧，我自个儿会生。”父亲赶着小灰驴，钻进了解放的炮火中。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