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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一个更加凶险的环境。由于国内消费被高度压制和阻塞，大规模投资推动下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深层危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安全，引起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大危机。
二、高房价造就严重的社会分化，影响消费扩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为借口，房地产业迅速大规模地转移了社会财富，为地方政府和官员、开发商营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滚滚财源。在房地产开发业为核心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楼机构和个人，甚至商业银行，形成了极度强势的垄断房屋流通环节的产业链，他们相互勾结，藉此获得巨额暴富。显然，不打破房地产暴利，就根本谈不上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起房的民生问题，幻想维护中间环节高利润条件下的改善民生肯定是不现实的。高房价、高地价形成两极分化，打破了社会正常的价值体系。由此，土地、房屋成为聚集社会财富的“聚宝盆”，而流动性资产，包括货币（表现为通货膨胀）、科技成果、人类精神财富等，相对处于贬值的状态。
在高房价下，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已购住房自助者沦为房奴，而绝大多数新进入城市者则陷于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窘境，整个社会财富呈现向土地房产集中的局面，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高房价的暴利机制，严重打压了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空间。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绝大多数居民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根本没有可支付的消费能力，中央寄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变成了海市蜃楼。
仔细分析我国房地产业的崛起，以及给公众和我国的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阵痛，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原则。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房屋开发只能经由房地产开发商，城镇居民不能自己建房，不能组建住房合作社，很明显违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自主选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社会公平交易这一基本原则。在房地产领域，不公平交易大行其事，如政府为高价拍卖土地，以公共利益为幌子，低价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政府处于土地出让的卖方垄断地位，土地作价则根据官商关系不同而因人而异，形成形形色色的土地定价；在炒楼者和消费者之间，投机者轻易可以通过囤积房屋加价出售，这也明显属于不公交易。三是违背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一致性原则。个人或企业通过自己的私人劳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中国的开发商虽然也付出了“辛勤运作”的劳动，但是他们的私人劳动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老百姓希望自己有权利建房子，不希望被你替代，更不希望以远高过自建成本的价格购买房屋。所以强制性的房地产制度让开发商做了房屋建设的甲方，并借此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其结果很难被群众接受。
很显然，我们把房地产业当成支柱产业的政策，开始面临着耕地与人民财力的枯竭，中等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已经购房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枯竭问题。依靠这样的嗜血产业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房地产业本身必将面临需求大幅度萎缩、房价调整等生死问题，从而拖累国民经济增长；而且高房价对其它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挤压，也透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空间。
三、高房价和建筑垃圾化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标志，形成党群、官民对峙局面，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声望
高房价既有建设开发体制问题，更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高房价实际上是与腐败程度直接相关的。由于房地产开发中的官商一体化和狼狈为奸，社会矛盾被激化，共产党员和官员的社会声望普遍跌入历史低谷，这恐怕是那些改革设计者所没有预料到的。
与高房价相对应的，是中国建筑物质量的低劣，早已成为普遍的问题。这既有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监理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原因，更有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民用建筑特别是住宅的寿命非常之短。例如在北京市，政府拆迁的最新重点已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建筑物。根据建设部统计，中国各类建筑物以每年5亿多平方米的规模剧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实际寿命仅仅30年，远低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年限。由于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的综合因素作用，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实际隐含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劣质工程成规模制造的实质。
建筑质量的日益低劣化，是有其深刻的中国特色背景的。从建筑业看，无论是工民建、市政，还是高速路桥、铁路、水利的设计、施工、监理，都通过层层承包，向私人承包制发展且越演越烈。这种趋势促进了建筑企业的日益空心化，即皮包公司化，而且越大的公司，皮包公司的特征就越明显；从房地产开发看，几乎完全垄断了商业和住房开发活动的、90％为私人企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其开发企业建造项目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热衷于使建筑成本“能小则小、不能小也要小”的运作方式，造成了建筑质量的大幅度下降；在建设规划管理领域，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在城市建设上不讲究质量、效果，只追求速度、表面形象，追求任期内的政绩，城市建设中流行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草率上马，不少工程成为垃圾建筑。
依据我国宪法，城市土地和集体土地都属于公有制土地，政府本应通过划拨手段安排土地给土地所有者——城乡居民满足居住需求而使用。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误区，由政府出面、开发商主要经营的所谓“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是变相把公民拥有的土地，高价再卖给公民，而政府机构、行政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则往往籍此谋取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限制各种自然的、可能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竞争对手的房屋建设形态，包括居民自建房、合作建房、集资建房、单位建房、建筑企业开发房屋等途径，全力扶植房地产开发这一所谓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促成房地产开发业这一超级创富模式，而且往往开发商背后，都有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官员或官员集团，在其背后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城市规划的习惯破坏者。在最初的设想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目标是统一规划、统一开发。但中国的现实是，透过关系获得土地、修改规划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增值，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一种常态。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规划就成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任意涂改的试验场——一旦是房地产开发商看上的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就设法修改规划，然后不顾由此可能给居民带来的损失，并动用各种力量强制拆除居民房屋，最后建成让房地产企业实现最大化获利能力的物业形态。2005年，洛桑国家管理学院在其编制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将中国城市规划水平排在61个样本国家的最后一名！
四、高房价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高房价
从更深层面上分析，鼓舞中国房地产业持续增长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包含大量失地农民和人口失业的虚假繁荣和贫困的城市化。尽管统计上的城市人口和实际的土地、房屋建设面积都在持续增加，但房地产行业已逐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城市原有居民和新进入的居民中转移财富的游戏。
人是城市的最基本要素。所谓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统计局的城镇人口在43％左右，但如果剔除根本没有能力在城市置业甚至租房的农民工因素，实际城市化率只有28％。在城里绝大多数人都望而生畏的高房价面前，农民对于住房，甚至连想象都不不可能。
1998年中国房改以来到2007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138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547万平方公里，增加65。9％；城市房屋建筑面积由1998年的70。9亿平方米扩张到2006年的174。5亿平方米，增加146。1％。但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下降的。2006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数量限于城市户籍人口，2006年修改为按城区人口与城区暂住人口之和。2006年我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2238人，2007年降为2104人。
即使包含了暂住人口，在高速的城市面积扩展面前，城市人口增加注定是滞后的。这决定了城市这样一个高效利用土地的经济聚集体，反而成为一个浪费土地的工具。显然，高房价成为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最大障碍。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据调查，有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20。14％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有7。88％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地点，有6。45％的农民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村居住。
可见，平抑房价不但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影响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固定住所，无力购买商品房，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廉租房供应，大都只能住在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只有广大的没有户口的外地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了，才能使城市真正和谐起来，促进城市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而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城市仅仅是农民工停留的“驿站”，他们每年只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漂移，形成一年一度的独特春运景观——这个应当令我们的执政者感到耻辱，激起他们与高房价斗争不是包庇、沆瀣一气的决心！
五、香港模式终会将中国引向不归之路，应立即远离香港模式
我国香港特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非饱和供应土地”来维持高房价，虽然为政府带来了财政收益，但房地产业的“挤出”效应，使财富过多地集中在非生产性资产上，收入集中在非生产部门的居民手中。手中握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不愿意资产贬值，而政府顾及中产阶级利益，一直在维持高房价，导致香港长期竞争力的大幅度降低。目前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金融、港口、机场、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由于地价过高，香港第二产业发展近乎空白，香港经济对外依赖非常严重，经济安全性较差；而且，由房地产催生的泡沫经济，时常引发香港房价的大起大落，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
中国效法香港住房制度，造就了目前全球最严重的房地产泡沫，迄今处于积重难返的地步。由于担心房价回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房地产救市、防止房价大落的一系列政策。除了各项购房税收之外，政策还降低了信贷限制和住房消费信贷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将房地产行业风险转移到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