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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那些事儿》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党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老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页）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搞打砸抢，有何凭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