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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藤在哪儿？抚弄葡萄藤的人又在哪儿？没有人告诉我。再也看不到碧绿透紫——让我充满幻想的葡萄园；再看不到耀眼的白发苍苍——蔡仪伯伯那寸立白发、老李嫂那丝丝会闪光的银发；再也看不到那永远闪着忧郁眼神的小豆豆，他们先后都已随风而去了；而远在大洋彼岸那边的海妮于我已是那么的陌生、那么遥远、那么模糊……
“哈，哈……姥姥，到了秋天我就帮您扫落叶呀！”女儿的喊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这时我才意识到那过去了的年代，好像很久远又好像很临近，因为这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经历的事。
望着傻笑、欢跳的女儿，我努力将我的思绪扯拽回来，努力将心情抹得与女儿一样平整，然而不听话的眼泪充盈着眼眶，相互碰撞打转着慢慢地沿颊而下，滴落在了片片残叶上，滴落在被女儿扎紧的塑料袋中，永远地滴落在逝去的春色中……
感谢昨天（外一篇）
■ 魏启扬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可能没有昨天。
当今天不经意地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昨天已经从我们的脚下悄悄地过去。
我的昨天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昨天之履，在我人生的年轮中，划出了二十六道印痕，让我从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下子步入了“知天命”的驿站。
我的昨天全部是在办公室岗位上度过的，而且几乎全部是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昨日之行，有春天的阳光明媚，有夏日的挥汗耕耘，有秋时的张囊收获，也有冬季的冰寒雪冻。回首昨日旅途，重新审视这段人生的轨迹，我有过艰辛，有过遗憾，有过惋惜，也有过伤感，但更多的是有经过跋涉泥泞小道之后对人生珍重的那份情感。
二十六年前，当我还在昨日的门槛上张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眼前的道路上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知道路有多长，道有多宽。那时，我刚走出校门，满腔热血，满脑子的理性，满身的学生味道，满身的稚嫩。记得我刚上班的第一天，书记要我代他起草一篇在批判“四人帮”大会上的讲话稿，并嘱咐我要结合实际，写出点份量。我接受任务后，加了一个长长的夜班，第二天便把那份洋洋数千言的讲话稿送到了书记的案头。就在我为自己第一次完成这样如此重大的任务而自我陶醉的时候，书记传来指令：此稿重写。他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平静地对我说：“小魏，你的工作态度很好，就是这篇稿子我讲不成，因为我不是学生。”接着，他叫来一位资深秘书，让他指导我怎么写。这位秘书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很有工作经验，是撰写公文的一把好手。他从书记手中接过那叠稿子，很快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这篇稿子虽然很长，但没有具体内容，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篇词藻华丽的批判文章。”他接着说：“给书记写讲话稿，就要当一回书记，用书记的口气讲话。”这是我过去在书本上从没有学过的理论，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秘书的“角色转换和进位”问题。那一夜，我仍然没有睡觉，书记对我的否定与鼓励，那位资深秘书对我的悉心教诲，变成一股涓涓细流，从我的笔端涌出，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那叠稿纸。这篇讲话虽然最终还是经过那位资深秘书的修改，但我如同小孩学步一样，终于在大人的搀扶下，向前挪动了第一步。
或许就是因为挪动的这一步，便成为我昨天的注脚。从那时起，书记的讲话稿便由我主笔，以后便是典型材料、意见决定、请示报告，常常深更半夜时，还在那三尺案头上辛勤耕耘着那片特别的田野。炎热的夏天，汗水和墨水一样地流淌，寒冷的冬天，手和脚与窗外那些小草一样的僵硬，但我手中的笔同我的心一样，始终在跳动，用我无声的笔编织着昨天、今天和未来的梦。
二十六年来，我从区委办公室调进县委办公室，从秘书到主任，从毛头小伙子到“知天命”之年，我手中的笔从未停顿过。我乐于默默无闻的耕耘，但从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收获。因为，不停地耕耘，使我感到少有的充实，充实中给我以满足，也使我感到欣慰，欣慰中包含着无怨无悔。
我曾为一位老书记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工作，那是我刚从乡下调进县委办公室的那段时间里。这位书记工作马不停蹄，工作不在田头就在农户家里。他的讲话稿从不要秘书代笔，每次会议之后，我们只需要将他的手稿和录音对照起来稍加整理，因此，那时我们从不为起草讲话稿挑灯夜战费神费力。那年月，交通不方不便，大山深处没有公路却有的是羊肠小路，我就同他常常攀爬在大山中，将汗水和情怀洒在那些弯曲的山路上。老书记搞工作风风火火，有时火得让那些局长们措手不及。那次，正是三伏天中最烤灼的一个日子，我跟随这位书记步行几十公里，罕见的旱情让书记心急火燎，他边走边下达指令，让机关行动起来帮助农民战胜旱魔。傍晚，我们回到了那座山城。山城的高温同样让人喘不过气来。书记没进县委院子的大门，而是钻进了小巷，钻进了几位局长的家里。他要亲自过问局长们是如何解决农民兄弟的苦衷的。那天，老书记身上那件湿透的汗衫，他手中那把破旧的蒲扇以及他一脸的疲惫和焦灼，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老书记对干部要求十分严厉，有时严厉得让人难以接受。在县委办公室里，至今还流传着这位书记训县长的故事。那是在一次办公会议上，会前书记便安民告示：所有的人必须集中精力开会。中途，一位很有资历的县长被人叫去接电话，这位县长屁股还没离开板凳，书记便板着脸重复起会议纪律，使这位县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一阵子的尴尬。不过，会议结束后，还是书记向这位县长作了解释，他说：“老兄别在意，谁叫我们是带班的呢？”这位县长何尝不理解书记的良苦用意呢？其实，老书记有一副慈父般的心肠，这包括对群众、对干部、对部属。那时农村生活还不富足，每次我们在农民家吃饭以后，他总是叮嘱我要交足伙食钱和粮票，回机关以后，他又一分一两不少地再付给我。每当如此，他总是说，我们不能亏农民，那是纪律，也不能亏你，这是原则。那年，我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老书记听说后，他从家里拿来副食和茶叶交给我，催我回去照料几天。当我把书记的问候告诉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父亲对书记的感激之情自然难以言表。
我随这位书记四年时间，书记教会了我敬业，书记也带我学会了做人。老书记易地任职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相伴了四任县委书记。每送走一任书记，他们都给我留下了一摞事业和生活的教科书，让我常读不厌，常读常新。我从那摞书中不断地汲取养份，使我这并不壮实的身躯在昨天的岁月里始终充满热情充满力量。
古人有训：同船共渡，五百年所修。在漫长的昨天里，新同伴来了，老同伴又走了，岁月更替，同事如流水，我却依然如故。与他们不论共事有多久，他们对未来的那份向往和追求，对工作的那份热情和赤诚，尤其是对友情的那份挚诚和珍重，让我无法回答是多少年所“修”。我们曾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曾共同承担过无法回避的过错；我们曾为一篇文章的构架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曾为完成一项任务无声地相互配合。我们配合得是如此默契，哪怕是一个眼神，彼此都会知道下一步将如何去做，如何将我们的智慧和热情贡献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岗位。同事相处，不光是事业，也有友情。在一个单位和一个家庭一样，人与人之间应如同兄弟姐妹，有了水乳交融的友情，一定能够有红红火火的事业。
那年春天的一段日子，我因须做一个手术住进了医院，是我的妻子与办公室里的两个同事将我送进手术室的，也是他们从手术室门口将我抬进病床上的。听说，在我躺在手术台上的四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十分焦急地站在手术室的门口，等待我跨出那扇大门。当我渐渐地从昏浊的意识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坐在我的病床前，我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相撞，他们的目光里尽是无尽的牵挂和深情的祝福。就是这一瞬间的相撞，却撞出了人间真情，撞出了我对生活的另一种感悟。人生在世，能够一起共事是一种缘份，我们在共同拥有这种缘份的时候，应该彼此将心交给对方，用心共同呵护这种缘份。
昨天的确是一部教科书，今天翻开它的时候，它会让你大彻大悟。有一个同伴，他进办公室的时候很年轻，因为恋爱时的失意，他对生活火一样的热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就是带着这种痛苦带着另一种期盼走进我的办公室。面对这种感觉上的反差，我给了他一顿令他意想不到的批评。那次这位年轻人哭了，我发现他沉闷了一段日子后，在他身上又还原了他的过去。后来，他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我还为自己那次对他的严厉感到欣喜。其实，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走进他的内心深处呢，为什么又不换一种方式呢？也有一位青年，也是在他刚进办公室工作不久，办公室派他去武汉天河机场去迎接一位从北京专程到秭归讲课的学者，结果，那位学者先前达到，那位青年却空车而回。那天晚上，也是在我的办公室，那位青年在我的一顿训斥之下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这时，我丝毫没有自责之意，我的那张牌仍是为了事业。现在看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实际上是最蠢的方式。我想，我为什么只看结果而不问过程呢，如果是问了过程，那顿大火肯定是发不起来的。有一位老弟，醉酒之后说了几句胡话，不过那几句胡话的确让我多少有些震惊。我呢，根本没有那种醉酒的感受，便过份地看重那位老兄的几句胡言。结果呢，他虽然酒醒后为那几句胡言后悔莫及。但是，在他后悔中是否感觉到我对他的严厉有些过份呢？
这就是昨天，它是人生中不可逾越的驿站。在这个驿站中，它虽然消磨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华，但它却让我获得了做人做事的启迪，让我从稚嫩走向成熟，让我在新的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懂得如何向前挪动每一步。
昨天好快，一快就是二十六年。当告别昨天的时候，我将能写出来的片言写出来，将那能够写出来但还未有写出来的、以及那些不能写出来的，暂时地或永远地珍藏在记忆里或者珍藏在心底。
外祖母
外祖母早已走了。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已穿越了七十九个春秋驿站，而那年，我才二十五岁。
岁月更替，我已步入“天命”之年，但外祖母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样地鲜活。
外祖母很苦，苦得让旁人一听她的诉说就直掉眼泪。其实，她很少向他人讲述自己的不幸，她已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因此，她并不愿看到别人为自己的辛酸而流泪。外祖母养育我母亲她们姐妹兄弟六人，我母亲排行老二，因此，我们称呼母亲的姐姐为姨妈，她的两个妹妹分别称大姨和小姨，她的两个弟弟则为大舅和小舅。大姨出嫁不久，便因病不治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小姨还不到两岁，因生活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