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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造诣的拳击手。击倒毛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邓只要再有一次机会，他也要不遗余力地鼓吹对文化革命的批判，对毛泽东晚期错误进行否定。当毛已经完全成为一位神志不十分清醒然而又滥用权力的昏君的时候，邓仍没有完全否定毛这个人。
邓已具备了成为在毛之后的下一任领袖的条件：对前任者的部分继承和部分否定。者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舍此之外的全盘继承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无论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或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都只能照邓小平的方子去抓药，这几乎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条规律，这其中的哲学原因和实践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真正能把握好继承与否定的尺度，并且像邓那样真诚地实行这个方针则很难。
极左派官员们给邓起的绰号是“还乡团长”，意指对文化革命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公众却称邓为“邓大人”或“邓青天”。邓大人一词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个失败了的爱国者的象征，又是一个反抗的符号，人人都愿意听从它的召唤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队伍中去。邓凭借着对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毛泽东。这说明拳击并没有结束。
斗争的爆发时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当处于昏睡状态的毛又一次清醒过来时，他除了下令对闹事民众进行坚决镇压之外，还驱逐了邓小平。毛作完了这两件事似乎心安了许多，他以君王的口气和胜利者的语调喃喃地说：天下已定。他是在告诫和提醒邓不要再作徒劳的努力了。因为胜利，毛的温情主义又显露出来，他在又一次陷入昏睡之前指示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把审查邓案的领导权交给了华国锋而不是江青和张春桥。这是决定性的，邓极大可能因此才保住了性命。
以上讲述的不是一则宫廷故事，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对抗，是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进行政治交接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政治家交接往往甚至是必然表现为一场对抗，后任对前任的既继承又否定，使交接成为输油管线上的一个泵站，社会进步从此获得新的动力。
在前任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后任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尚且不易，因为一大批“忠臣”是必要为捍卫既定的原则进行顽强的抵抗；在前任仍健在时就试图否定他，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以邓小平的威望、权力和能力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换一个稍微平庸者恐怕连自己的头颅都难以保住。然而这种以卵击石的反对声音又是一个过程所必须的，它为领袖和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和对象。
中国的最有权势的一批政治领袖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坚决地选择了邓小平。
据一则未经证实然而可信度极高的消息说，１９７７年初以叶剑英将军为首的军事实力派领导人向党的主席华国锋施加压力要求允准邓小平重返中央参与决策。华迫于压力于当年５月派汪东兴与邓进行了接触。华同意了邓复出，但先决条件使邓必须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华和凡是派其他成员都很清楚，如果说邓是一只猛虎的话，那么对文化革命的否定和批判就是他伤人的利齿。永不翻案是为了锯断邓的牙齿。这不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毛在临终前已经把看守文革遗产的重责托付给了华，他不能不小心谨慎。这个人忠厚的品质表现在无论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诚地效忠于毛。
邓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毛与邓的对抗就转而成了华与邓的对抗，与邓相比，华已经远不是对手了。
邓用经过仔细挑选的、语义含混两可的词句勉强做出了承诺。他必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
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前，邓小平就对凡是派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进攻的筹码而对华国锋派去的人要挟说，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必为我平反了。他的原话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华国峰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接纳邓小平将是自己的政治灾难，拒绝邓的进入同样是政治上的灾难。邓利用民意的潮流维护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也为华的最终下台铺设了道路，一个能够为对手设置两难处境的政治家无疑是个高手，但这个事例却有力表明了中国民众绝不仅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的作用需要由政治家去利用才能显示出来。
邓对毛的部分否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前进的新动力。毛的错误被揭示出来并给予纠正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大家庭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成员。
否定毛，使邓获得了成功；邓之后的中国下一代领袖，他的成功起点在哪里？他也会否定或修正邓的路线、政策的某一部分吗？
邓对毛的否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抛弃了毛的错误。二是毛的错误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已经十分明显，抛其它已经成为了全国民众的共识。
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区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错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根本谈不上继承与否定。平时沉默寡言但却极有计谋的陈云轻而易举地为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论以时间为界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必须坚决继承的，第三个段落是彻底否定的，中间段落则参照两头进行取舍。邓按照陈云的分期法顺利地找到了“复辟”的基点，使他自己的改革战略与毛的路线某一段发生衔接，完成了以毛为起点的继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开辟工作。
从政治角度考虑，有继承有否定可以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当然，陈的分期法也是邓的规诫，越过任何一条线他都将失去社会的一部分支持，从而将导致邓及改革路线的失败。从以后的实践看，邓是深明其意的。
时间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们也可称其为科学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党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清楚地割裂开的。在坚决继承的部分，一定有后来终于生演城大错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坚决摒弃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设计呢？真正科学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的工作，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邓的继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两份丰富的遗产可以继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继任者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丰富养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从而完成领导国家的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当社会矛盾充分展开以后，人们也许将会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某一个正确思想不仅是智慧的带有预见性的，而且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正确的对策。突破戒条，你愿意陷入“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致命性责难之中吗？
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历史的一段盲肠，可以不留痕迹地割除。它的深遂思想而不是疯狂实践是人类的一份遗产。中共是相信自我净化的，不进行净化这个党很快就会覆亡。但是，当它开始净化程序时，它会发现毛泽东某些思索的深刻意义。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
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
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
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
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
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