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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的某些“把柄”采取姑息性的既往不咎的政策。而在变迁结束政权稳定之后，政策可以相应严厉一些。南韩、台湾等亚洲准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过渡期。
4。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愿意声明自己推行的政策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因为改变政策往往是务实精神的体现。中国是个例外，它的政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或许这是某种原则精神或尊严感的体现。
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政府作为解决矛盾的对应措施，只能不断更新和调整，自己否定自己，今天说过的话明天就不必算数，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有些政策在推行时是要对它的长期稳定性做出承诺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放心地接受并执行它，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几十年不变的政府承诺农民将不敢在承包地块上作资金投入。当着类政策没有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政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惯常定式，它也会自然延续。
另一类政策则要不断进行调整。中共在改革初期制订的“反投机倒把条例”中的许多条款是违背商品流通规则的，现在早已因其不适宜而废弃不用了。进行这类调整时就不必承认“错误”，因为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变动各项政策，就如同驾车者要随时扭动方向盘一样，哪一次的向左或向右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子在向前走着。
有些政策的变动引起摆幅过大或缺乏论证会使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形成失望感，这会成为一些人与政府拉开距离的心理原因。例如在邓南巡之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相继制定了鼓励在职职工进行第二职业的政策。此项措施的用以无非是希望职工多一条增加现金收入、对抗通胀和物价上涨的出路，减缓因分配不公诱发的社会矛盾；但同时也是职业道德发生堕落的一个合法原因，弊端许多，绝非良策。
类似的一些在头脑热胀时推出的政府决策大多将以个别人承受指责而被政府废弃。
5。 善意的宣传诱导。
对于政府来说，宣传的唯一指导方针就是公正地尊重事实。舍此之外，任何其他动因的宣传都应归入“误导”之列。中共在北京事件中已深切体验到了误导宣传的巨大威胁，但它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相当一部分宣传一直在起误导作用。
对于改革或政府执政的成绩进行宣传从来都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似乎难以提高民众士气与信心。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民众一般只对自己能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成果铭记于心，而对官方喉舌的宣传并不刻意去体验。因此，官方的热情宣传自己只剩下两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在宣传中夸大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该部门的主管官员魏相如（音）不满地说：事件中闹事的前罪犯仅占五年来放回社会的同类人员的１．０８％，说明挽救前罪犯的社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按照中共党史权威的解释，邓当时完全是善意，而毛对于权力过于敏感。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当时既没有抢班夺权的欲望，历史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安排。历史知识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将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经过磨难的邓小平，也不会是现在的邓小平。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 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
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