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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很不好管理。有些小厂，做工的只几个，吃饭的一大帮，他们怎么做呢？都是厂内的老乡把饭打好带出来递给他们。企业不是赈灾所，这样吃下去承受不起。还有一点，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拉帮结派，在厂里恃强欺弱，出了问题工段长们不敢处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可能报复。”
我沉默了。我绝对相信主任讲的都是真话，也相信公司不能在一个地方招人过多的苦衷，而且我已经多次听到同事们讲，外来劳工是这块土地的一种心病。我提出那种想法的本意是既帮一下公司，又为我的家乡办点实事，但因为存在实际冲突，我只能放弃。
十三
公司总部所在之处是它的生产基地，包括三家分厂和一个刚刚组建的新车间。公司还有其他相关企业，比如包装制品厂、模具厂、印刷厂和一家驻深圳的广告公司，但它们都是不同的企业法人，只向公司提供配套产品与服务，日常管理公司不负责。作为生产基地，实物的消耗量自然非常大。公司的主体原料从北方购入和海外进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一进一出使运输成本增加很多，但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广东便外不便内的地理位置。
我的新任务是为三家分厂和那个新车间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方案。这项工作可以叫做制订内部经济责任制，工作流程我不陌生，不过开展起来有实际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人手不够。目前我还只能调动自己，而做这顶工作需要搜集大量原始数据，一个人做费时费工，很不经济。公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指示人事科去广州联系大学的管理学院，从那里寻求专家的临时帮助，我的职责最初是为专家提供必要的配合。
科长是本省人，在广州的一所大学毕业，自然对广州很熟。联系的结果一开始并不理想，因为有些专家觉得做这个课题不划算，机会成本高了点。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如果准备做一件事，同时又出现了做第二件事甚至第三件事的机会，那么把这几件事能够获得的收益与需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照，可以判断哪一件事投入产出比最小，比较成本最大，从而选取最划算的事情来做。换句话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学者们依靠做课题赚取比教授薪水多得多的外快，也许是广东首开风气之先，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与办学宗旨两个方面带来了冲击。宁静的校园不再拥有世外桃源般的超脱与清高，而固守清贫与适应市场这两种选择，也渐渐在师道尊严早已不再的教师队伍中引起深刻的变化。
最后科长终于在一家著名大学联系上了一位导师。导师同意接这个课题，但因为抽不出连贯的时间，不能亲手做，可以提供指导，同时委派两位研究生过来帮我的忙。
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就从这所大学开始的。
那天，按照科长的介绍，我带了司机去广州接导师他们一行。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炽热，白色皇冠开着冷气，顺公路向广州轻快地行驶。司机陪科长去过，熟门熟路，径直开进了校园。园内的宁静氛围勾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林荫道上学子们三三两两的身影也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我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毕业时由国家分配，他们则绝大多数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虽然我只比他们年长了十来岁，但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我们之间已经是两代人的距离。他们今后所立足的经济基础会比我们当年好得多，但所经受的就业压力也比我们当初大得多。
我先去拜望了导师，一位身材不高、非常和蔼的谦谦长者。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导师很平和。这种态度不仅马上消除了我的生疏感，而且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办公楼很气派，可导师的办公室却相当简朴，里头的用品与我在公司里的办公家具相差甚远。接过导师的名片，得知他是一位教授，担任着管理学院副院长，我的心中更多了几分敬佩。见了我的名片，导师问：“你是助理研究员？”我说我本来可以评经济师，但更喜欢这个职称。导师笑了笑，说：“经济师实用，这个更好。”
导师推荐的两位研究生都是女孩子，就在这个暑期毕业。我本心希望男生最好，因为我也是男的，工作起来好调动，并且下一步要经常去车间，那样的环境对于女孩子来讲可能乱了些，不大好。但人选是科长前几次来的时候已经确定好的，我不便变更，也就没有提出异议。时间接近中午，我请导师和两位女生在校内餐厅吃饭，四个人加上司机一共花费一百六十多块钱。这笔钱由公司报账，我并不负担，之所以仍然记得金额，是因为导师坚持不要酒水，他说他滴酒不沾，而我看了一下酒水价格，没有低于一百二十块钱一瓶的，他点的菜也以清淡廉价为主。
到了公司，主任由科长陪同与导师做了礼节性会晤，随后我们在一间小会议室坐下，直奔主题。我报告了此次合作的目的、任务和要求，导师做了分析，讲了原则，提了纲要，嘱咐两位门生重视这次深入企业的机会，多接触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积累经验，然后询问了公司对她们的住宿与伙食所做的安排。一切满意，导师放心了，打算走。科长告诉他，说公司在酒店订好了餐，吃过晚饭之后有专车相送，导师也就客随主便，留了下来。
剩下的时间由我陪他们在会议室闲谈。导师问过我的情况，最后说：“看来你还没有融入广东的打算。”
这句话的确切中了我的要害，既把我看了个彻头彻尾，也让我对导师的洞察力心悦诚服。
“融入，要看以什么方式。”我回答。
导师点点头，讲起了别的话题。
后来回到内地，只要想起他们，这句话就立刻在我的心中回放，越想越觉得导师当时就是想点拨一下我，不但用心美好，而且意味深长。
我们从一分厂做起，它在老厂区，所以最初三个人总是一起步行去那边。午饭来得及回食堂就在食堂吃，来不及就在街头找个地方，最初我请，后来在她们的坚持下实行AA制，各自付账。她们两位一个来自大西南的高干家庭，一位来自珠海的普通人家。西南的那位是独女，掌上明珠；珠海的那位家中曾经出过重大变故，兄嫂同时亡于车祸，侄儿侄女和母亲由她独力赡养，从本科生起就在外面兼职。不同的人生际遇没有影响同窗之谊，她们很要好，而且都乐观。她们的到来在公司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热议，她们也很快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虽然跟公司的合同只有两个月，但第一个月就获得了本月优秀员工奖，可见人气之旺。
我们的工作按计划进行，中途比较顺利。但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阻力。
最关注考核方案的自然是各分厂和新车间的负责人，因为考核标准的严与宽，直接影响他们一年的工资资金。但公司规定，分厂与车间必须绝对服从总部管理，所以几位负责人虽然着急，却也不能乱来，而我们在制订草案的过程中，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采纳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原则是公司利益第一，同时考虑管理现状，标准不拔高，也决不降低。
真正的阻力来自财务部的一位中层负责人。草案完成后需要交相关部门审定，财务、供应、生产三家是重点。那天下午，下班以后，这位先生特意来企划科找我，说对各分厂原料损耗的计算错了，应该如何如何调整。他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里比较有影响，所处的职位又重要，平时讲话粗门大嗓，直来直去，很少给别人留下申辩的余地，这一次不在讨论会上公开对草案进行指责已经够给面子了，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认定我们的计算有误，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怎么制订考核指标这样的原则问题，因为以他提出的方法，对损耗的考核要下降两个多百分点，考虑到公司消耗的总量，这可不是一个细小的数目！
我不同意采用他的方法，于是他来了第二次，然后是第三次，最后在我的办公室与我发生了争论。他的声调很高，整层楼都能听到。
但我仍然不让步。如果让了这一步，分厂与车间是高兴的，因为可以放松对损耗的定量控制，可以年终在公司多分奖金，而受损的是公司，我们接受公司指令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指标体系的工作也将因此失去意义。
最终他让步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公司高层，但不久，在另一个方面，我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报复。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我判断可能是此前的分厂考核方案由他牵头制定，因为他是财务人员，那种方案由财务部门制订名正言顺。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这次重订方案没有交给他主持，他也就会觉得自尊心与信任感都受到了伤害。而新标准比老标准严，更让他有失面子。他一再过来争论，也许是想让指标恢复到从前那样？
当月，公司的一个考评小组决定将每月一评的突出贡献奖授给我，奖金一万元人民币。
突出贡献奖、优秀员工奖、经济成果考核，都是公司用来激励员工的。公司效益好，对员工的照顾也尽力，但待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每个月的突出贡献奖大家也争得比较厉害，并且是一个由总裁秘书负责的跨部门小组考核评定，公平性不成问题，可职员们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并没有因此增加。对他们来说，与公司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金钱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不想要这个奖。什么原因我现在也解释不了，可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不想要。
我不知道公司与同事怎样看待我当时的态度。年底，公司以另外一种方式奖励了我，让我既吃惊又高兴。我明白，公司这么做是对员工忠诚的肯定，公司需要忠诚。
十四
导师和两位女研究生是我在广州市内最早的人际关系。此后，如果出差，或者周末，我也到广州去，有时候去导师那里小坐，有时候请两位女生陪同逛街。那时候广州给我的印象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人民路与一德路、中山路，天河跟东风中路还不算繁华。越秀公园、孙中山先生博物馆、南越王墓、广州起义遗址、农林下路的执信中学，这些地方都去感受过。进出广州我多走洛溪大桥，很少经过珠江隧道。桥下是水量充沛的珠江，桥南是海珠区的范围，那里有在国内一度声名鹊起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出于好奇我去参观过它的摄影棚，只见到了架在棚内的模仿海上大船跟狂风恶浪拼搏的木制平台，没有见到任何演职人员。我曾经期望完成我的打工计划之后进入某所大学深造，也拿个MBA，但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时的广州由资本决定贫富，而不是文化；追求财富的机会多得难以想象，如果不想此生只做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关门求学远远比不上自主创业。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周边城市的白领大多向往广州或者深圳。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心态：等我攒起了资本，我也要尝一尝做老板的滋味。
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两位女生听，其中一位很认真地答复：“人生有时候只需要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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