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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第15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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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统治和掠取奴隶(战争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开始编制有组织的军队,并且采用一定的队形,这就是原始的“阵”。“阵”是在军队产生的过程中,因为组织军队和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出现的,融合了古代军制学和战术学的成果。东方的战阵起源于中国。
  中国最早的阵法,据说始于黄帝,黄帝为战胜蚩尤,从神那里学到阵法,但这只是传说,有据可考的是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到武丁编制了左、中、右“三师”,从“三师”的命名来看,已经采用固定的阵形。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周师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陈”通“阵”。
  早期的阵形比较简单,按照“三师”的编制,呈一字或者方形排列,阵战法在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极为盛行,当时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两军约在某地会战,列阵整齐,相互攻伐……。中国的阵法是在春秋和战国发展成熟的,这一成果的代表有《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姜尚所著,据考为后人伪托,成书在先秦或者汉初,至今尚无定论;《吴子》是战国名将吴起的兵法,略为可信。以上两部兵法主要介绍了车阵。战国以后,步骑取代战车成为军队的主要编成,阵法又有了变化和发展,1972年出土了《孙膑兵法》,里面讲述了十种阵形(方阵、圆阵、锥行之阵等),及其使用的方法。同时代的《尉缭子》本来也有“阵形篇”,现在已经失传。秦汉以后,我国历朝的军事家对阵法的发展还有:三国魏武帝曹操著《孟德新书》(已失传,仅余若干引用),有专章讲述行军布阵之法;(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武侯八阵”流传后世,影响极广。《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深研阵法。南宋岳飞留有兵法残篇讲授阵法。明代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解阵法,戚继光还自创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在抗倭战争中显现威力。我国的各朝军队均演练阵法。
  日本的阵法起源于中国。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十日,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祢关成等六人与太宰府的大弐吉备真备等将在军中演练“武侯八阵”和孙子的“九地”,以后自源平合战始,在实战中普遍地使用。“武侯八阵”经过历次战争的洗礼,结合日本的实际,发展成为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编成这八阵的是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因此又称“武田八阵”。下面作简单的介绍:
  鱼鳞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前端微凸,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集中兵力对敌阵中央发起猛攻,已方优势时使用,阵形的弱点在于尾侧。
  锋矢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也是属于进攻阵形。战术思想:“中央突破”。锋矢阵的防御性较鱼鳞阵为好,前锋张开的“箭头”可以抵御敌军两翼的压力,但进攻性稍差,阵形的弱点仍在尾侧。
  鹤翼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后,以重兵围护,左右张开如鹤的双翅,是一种攻守兼备的阵形。战术思想:左右包抄。鹤翼阵要求大将应有较高的战术指挥能力,两翼张合自如,既可用于抄袭敌军两侧,又可合力夹击突入阵型中部之敌,大将本阵防卫应严,防止被敌突破;两翼应当机动灵活,密切协同,攻击猛烈,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
  偃月阵:全军呈弧形配置,形如弯月,是一种非对称的阵形,大将本阵通常位于月牙内凹的底部。作战时注重攻击侧翼,以厚实的月轮抵挡敌军,月牙内凹处看似薄弱,却包藏凶险,大将本阵应有较强的战力,兵强将勇者适用,也适用于某些不对称的地形。
  方圆阵: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防,长枪、弓箭在外,机动兵力在内,与优势敌军交战时使用,战术思想:密集防御。方圆阵的队形密集,防御力强,因队形密集限制了机动,缺少变化,敌军败退亦难以追击,攻击性较差。
  雁行阵:兵力配置如大雁飞过的斜行,以充分发挥射击兵种的威力。冷兵器时代以白刃战为主,雁行阵较为少用,但也应结合具体的情况。个人认为,“骑铁”很适合使用。
  长蛇阵:用于行军或追击的一路纵队,机动力强,战斗力弱。
  衡轭阵:与长蛇相似,采用多路纵队并排的形式,战斗力较长蛇阵强。
  “武田八阵”是很有代表性的阵形,另外还介绍一种车悬阵,车悬阵为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所创。车悬阵的与方圆阵相似,大将位于阵形中央,外围兵力层层布设,不同之处在于,机动兵力在外,结成若干游阵,临战时向同一方向旋转,轮流攻击敌阵,形如一个转动的车轮。其意义在于:向敌军的一部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其因疲惫而崩溃,己方则因为轮流出击而得到补充和休整,恢复战力。不容质疑,这种战术是很优秀的。车悬阵受地形的制约大,要便于机动;要求大将有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应善于寻找战机和在军队的轮换中避免疏漏;战力持久却不利速决。
  此外还有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不一一详解。
  接下来,很多人会问关于阵形的优劣,个人认为没有意义,因为阵形本身并没有绝对地优劣,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况。阵形体现了战术思想,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定下何种决心,采用何种战术,使战况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则是取决于将领,需要进行认真的推算,不存在简单的阵形生克关系。凡是优秀的将领,都会结合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处置;平庸的将领才信奉教条。随着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阵战之法日渐消亡。
  阵法操练,是古代治军的重要方法。通过操练,教给士卒进退的规矩、聚散的法度,使他们熟悉各种信号和口令,在战斗时做到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整体合力。阵法操练是将乌合之众训练成军队的有效途径。今天各国军队使用的队列,就是古代阵法操练的残余。目前各国均使用西式队列,原来东方的队列已不可见,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西式队列较东式队列严肃整齐,指挥多用口令,东式则是以旗号、金、鼓为主,日本使用军旗、法螺贝、太鼓、钟和军配。战国名将武田信玄擅长阵法训练,武田的军容,常使人感到危险。
  中国的兵法重视谋略,阵法处在次要的位置,而在日本则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争规模远比日本为大,在动辄以“良将千员,带甲十万”的战争中,军队统帅主要进行战略和战役层的思考,战术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尊崇儒术,重文轻武,对阵法研究不够重视;而日本的战争多在千人级,军队统帅也是战术指挥员,不能不精研阵法,日本自镰仓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权,阵法在历次战争中经受磨练,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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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兵制 (一)
更新时间2009…12…27 18:36:47  字数:14856

 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亚”﹑“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後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徵兵)﹐一次徵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见图)。
  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塚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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