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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
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
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年6月4日近卫文
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
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
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①这次事变确
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
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
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1937年 11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
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 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
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
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
兵人数超过100万），并于1938年4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
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
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
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
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
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
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
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
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①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
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
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
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
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
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②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
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
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
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
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
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
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
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
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
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
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
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
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
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
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
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
①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②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页。
③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
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
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
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
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
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
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
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
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②苏联期待华
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1937年 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
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
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
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
—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
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
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
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
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
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
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
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
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
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
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
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
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
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
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
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
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
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
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
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
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
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
②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年》，载伊恩〓尼什
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 40页。
①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
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
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34—35页。
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
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
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
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
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
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
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
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
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
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
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
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
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
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
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
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①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
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
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
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
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
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
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
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
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
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
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
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