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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
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
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
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
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
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
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
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
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
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
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
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年》,第8、9
章。② 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
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
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
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
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
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
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
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
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
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
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
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
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
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
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
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
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
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
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
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
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
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
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
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
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
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
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
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9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
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
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
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
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
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江昭编:《中国
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 253页。
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配备手枪,而民
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
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289
津浦线(天津—浦口)694
平汉线(北平—汉口)803
平绥线(北平—包头)547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420
胶济线(胶州—济南)288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a151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b124
陇海线(西安—海州)652
沪宁线(南京—上海)109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
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
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
—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
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
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
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
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
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
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
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
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
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
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页和第6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
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
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1949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
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
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
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
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