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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这种解释采
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① 《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②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③ 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①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又见张朋园:
《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
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
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
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
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
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
1911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
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
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
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
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
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
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
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1911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
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
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
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
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
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
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
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
第 273—299页。对清代 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 瑞: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
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
《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年—1914年》)。关于在国家、 省、县级扩大
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
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10—11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
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08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第1—18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页。
① 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138—141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1949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1912年—1913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4000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1913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1—37
页,特别是第15—25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37卷第2期
(1978年2月),第293—313页;见第301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216—219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章,关于1912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30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19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19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