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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
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
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
——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
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
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①官僚间彼此
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19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
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
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
①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12卷。
①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327—336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
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260—261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
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
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②对不同政见的压制，
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
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
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
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
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
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
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
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
社会反抗的压制。②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
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
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③共产党人还没
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
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
②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 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
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 命的悲剧》，第31、182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
石个人独裁（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3、132、137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 追
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40、 286页）；或把南京政府的
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 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1927—1937年》，第341—342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 不
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 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
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
上和财政上太 过分扩张，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 民党统治的
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第1—10页；盖泽特：《权力与社
会》，第1—10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中国纺织
厂主，1927—1937年》，第18－24、307—308、332—334页。
① 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308－313页。
② 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③ 见本书第 12章（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佩珀著）。 70年代和 80年代初撰 写共产党根据地的详细
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 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
况。见戴维〓保尔森： 《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 7
卷第 1期（1981年 10月），第 13—18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 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
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
命，1937—1945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琳达〓格罗
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
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他们的革命事业。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
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①温和的再分配
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
村民参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产党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
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②不过直到1949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
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20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
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
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③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
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19世纪
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
是1842年至1943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
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
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
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
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
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
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
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
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
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①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
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82、286—289 页；陈永发：《革命的
形成》，第243页和第3章各处。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7章，把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改组同 并不重新整顿地方社会的
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共产党根据地政策 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
和共产党政府在建立 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51—353、412— 414、
541、 795—803页。
③ 见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① 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质技术——道路、无线 电、飞机、枪炮和图书——
的发展，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而非物质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又往往决定国家利益和
地方利益之间、官方 独裁政治和非官方积极行动精神之间以及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平衡。 即使这
些包括于现代化这一名目下的过程正在明确地发生，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概念不足以评估和区别各种各样
的结果。关于这个概念起促进思想作用 的应用，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又见苏珊曼：
《评G·罗 兹曼编》，《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1期（1982年11月），第 146—153页。
第2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虽然
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回避有关中国的战争和条约的详细编年史（像H。B。马士
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样），但追溯中国历史的这个方面正变得更加
重要起来。如芮玛丽在《革命中的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的存在及
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
景。此外，不只是本丛书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国的存在”，还有列强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了中华民国内部的发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
10章旨在探索20世纪中国历史外部关系的来龙去脉，这自然要从旧秩序的
崩溃开始。①
① 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诺兹、马里乌斯〓詹森和入江昭协助完成本 章的英文译本。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清代的皇帝在维护其中央政权方面曾经很有成效，这个政权统治着满
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样一些边缘地带，以及汉人密集的中心地区。军事
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业都曾为清帝国的政治服务，混合使用，因地区
和民族而异。在所有这些亚洲腹地，清朝曾经用战争建立统治，并用驻军维
持统治。在满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领变为他个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
他庇护喇嘛教的领袖。在喀什噶尔（南疆），他任命当地的伊斯兰教首领（“伯
克”）为官员，并认可穆斯林的教规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满族统治亚洲
腹地时，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利用，像统治中国对儒教的利用一样，显示
了高超的技巧。①
对外贸易同样要服从帝国的需要。北京未能保护蒙古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