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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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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
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
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
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
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
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
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
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
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
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
追共产党的长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
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
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月初
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
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
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
军,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
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
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
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
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
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
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
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
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
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
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
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
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99—120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第66、69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
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
130。7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166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
第134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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