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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② 同上。
①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
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
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0000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10000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本书上卷）第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② 《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斯大林1925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1927年9月在汕头及12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年4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
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