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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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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
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71—72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2月15日),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 月),第107—108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312—313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1949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④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页。
① 同上书,第224—236页。
第6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2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第3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
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
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
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
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
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
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
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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