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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
好让他们更快散去。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
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
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
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
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
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②
特征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
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
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
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③第一，在农民
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
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
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
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
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
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它们
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
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
子说明无力交租。①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
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②在这7个自杀
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
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
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
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
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③、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
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
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
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
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
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
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
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
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
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
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
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
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
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①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
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
③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民与革命：中国，
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第124—129页。
① 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卷第
2期（1981年 2月），第 311页。
① 《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1931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 页。
③ 同上，第131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 7月16日），第110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
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