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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的协商》，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66—128 页。柏 拉图：《会饮》，《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238—243 页。是莎士比亚自己及其同时代人的性冲动借助传闻而作的舞台游戏，是这多种性因素的“协商”的产物。而且，这种性的快乐是充溢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喜剧形式之中的。可见，向真正的“性”发出呼唤，正是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核心。格林布拉特相信，这样的阐释可以实现“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的目标。
这种“历史性”能令人信服吗？格林布拉特当然知道莎士比亚未必了解那两则轶事，但他相信，作为喜剧的话语实践与医学文献都从属于当时更大的文化语境或文化符码。可以不管本文本身究竟如何，只要重构起这种更大的文化符码，就重构起了本文的秘密得以破译的根本的历史性“密码”。这里的“历史”其实与特定的生产方式、阶级意识并无多大关系，只不过是历史轶事。而按照旧历史主义，偶然的历史轶事并不必然与“时代精神”相关，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轶事也许是真实的，然而它与本文的联系却不一定是必然的或直接的，而是随意的、间接的或可有可无的。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碎片。
上述三种超语言学诗学，都从比语言学更广阔的视界上看待文学。比起结构语言学、无意识语言学等语言学视界来，它们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关注语言本身的魅力，而且能追究语言“背后”的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内涵。这无疑有助于纠正语言学途径忽略文学的历史性的偏颇。不过，这些理论本身也各有其局限，需要具体分析。
结 语 走向修辞论的诗学
文学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总是不得不通过语言组织表达出来。但语言组织从来不是意义的被动工具或温顺仆从，相反，它在那里确确实实地创造并构成意义，或者有时还颠覆意义。由此可以说，语言是文学意义的基本存在方式。离开语言，便不会有文学。而要弄清文学的奥秘，就应当紧紧抓住语言问题，并运用语言论或语言学途径去追究。本书讨论到的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和超语言学诗学，使我们获得上述认识。而与此同时，这些语言论诗学也表露出它们各不相同的理论风范。
结构语言学诗学突出语言学模型的优先地位，首次把系统性、可操作性和确定性特色输入诗学中，显示出以语言学驾驭一切的宏大气魄，从而创造了二十世纪最为激动人心、影响最为深广的“语言乌托邦”。它在破除文学的神秘性方面也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结构语言学诗学又往往过分迷信语言学模型的神力，忽视文学的个性、偶然性或异质性探求，对语言背后的历史孰视无睹。
象征语言学诗学似乎与此不同：它乐于在包罗万象的“象征的宇宙”中思索文学，发现文学语言的“造型性权力”，而并不依赖任何语言学模型，更不追求可操作性和确定性。这固然使它一时从者如云，但更应看到它的空洞和大而无当。
把文学当作“梦语”（无意识语言）而加以阐释，是无意识语言学的拿手好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康，他以结构语言学和超语言学“改写”弗洛依德的语言阐释程序，建立起在小说分析中可以大展拳脚的三角结构模型，突出语言对意义、主体的“颠覆”作用。不过，问题在于，语言的作用难道就在于本身之中吗？它是否只有否定性而没有肯定性作用？
存在语言学诗学则与众不同地立足于存在，思考存在的语言性，寻求存在、语言和诗的同一。同结构语言学诗学相比，它与其说是一种诗学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诗意冥思方式。因为，它不讲求理论模型、系统性、可操作性，对诗本文的选择 （不如说挑剔）极严（诗中之诗），难以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对象。
超语言学诗学正可以发现上述语言学诗学的症候，并予以纠正。巴赫金的“对话”和“异声同啸”，洛特曼的“艺术本文”和“超本文”，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等，表达了超越语言学狭隘视界而走向文化、历史的努力，昭示着近年西方诗学重新历史化这一新势头。但这里的文化、历史概念本身却又是一种碎片拼贴的结果。
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语言论诗学，正象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语言学一样。
语言问题固然是文学研究的中心，但历史问题却更为根本。把语言置于历史根基上，诗学就有救了。如此，诗学难道不应走向能统领语言与历史的修辞学？修辞学不正是诗学的新奇观？修辞学，或者更广意义上的修辞论，强调把关于语言和历史的思索统合到话语实践中，既关注语言“背后”的历史，又注重历史在语言中的显示；既从特定社会效果去看待语词运用，又从语词运用中发现社会历史情境的移置。这样，修辞论诗学意味着以语言与历史同一的方式去解决这两者的分离或矛盾，同时，把理论建设具体化为实际的文学批评，从而为诗学的发展铺设一条新的言路。
修辞论诗学充满诱惑力，但期待人们去摸索。
参见拙著：《语言乌托邦—20 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1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