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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上。1990年，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说：“我从这里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式的努力，世界政治的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美苏签署削减弹道导弹条约；原先苏联的那些卫星国，纷纷脱离了帝国的控制，在经历动乱后成为“民主”国家；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了统一。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与此同时，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苏联帝国，却也逐渐在此过程中分崩离析。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他所泛泛而言的“全人类利益”实现结合了吗？
二、现实世界的诘难
戈尔巴乔夫是从愿望而不是从现实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这一点从他的回忆录中仍可见一斑。在他的理想中，苏联社会是差强人意的，而美利坚民族的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苏联还要严重，“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戈尔巴乔夫期望在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理想世界。他也把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他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然而现实的世界又如何呢？
当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西方朋友，是在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着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劳瑟默在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地位岌岌可危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每一天，就是使苏联进一步垮台的的一天。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帮助他继续掌权。他在击退（保守势力）方面所作的事情，比（国务卿）杜勒斯所能梦想的还多。”〔2〕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曾经受到西方的热烈喝彩，在他所到之处，上至政治家下至青年学生，都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这也给了他继续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访问美国，被里根与老布什奉为上宾，他也把后者视为值得打交道的“朋友”。按照那个专栏作家的推崇标准，美国就是为戈尔巴乔夫树立一个千百吨重的丰碑，也不为过，在与苏联集团争霸、并将其摧垮的过程中，谁能比苏联自己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的作用大呢！然而，一旦时过境迁，使用价值降为零，谁还来看重你、记得你？
在与那些精通权术的政治家的争斗中，戈尔巴乔夫节节败退：在国内他输给了叶利钦及其他苏联的葬送者们，在国外输给了里根、布什、科尔等“文明世界”的首脑。1989年，在两德统一前夕，苏联政府还把自己的政策基调放在维持德国分裂上，认为这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也一再向戈尔巴夫保证：西德无意与民主德国在短期内统一。然而，在保证“只过了两周”后，科尔便“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被重重地欺骗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自己的所谓“理想”，对自己的国家和本人意味着什么。在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戈尔巴乔夫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实际上，一个美满的世界从来只会存在于想象中，而不可能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出现，那么，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残酷与斗争的现实世界，就几乎永久是人类生活之常。
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苏联消亡对原苏联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十余年里每年减少一百二十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的商业精英的百分之五十八、政治精英的百分之七十一，平均数可能是百分之六十一，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国内经济〔3〕。再一个就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格鲁吉亚的内乱同样令世人侧目，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三、改革，及其限度
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当然不是坏事，没有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仅仅在道德上高尚、有理想主义冲动，却远不足支撑起一个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一个政治家是否合格称职，归根结底还是要询问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确实能够造福于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将都不过是花拳绣脚。换言之，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灾难，那么，这样的政治家同样不能免于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是看他是怎样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下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道德，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绝对化的理念所产生的，往往是反道德的结果。在深明这一层道理的人们当中，那位既做过出色的学者、自身又曾经是一位亨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此就感慨甚深。作为一位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人，这位智者在卸职之后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4〕在基辛格眼里，“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5〕。基辛格似乎说中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恰恰是按绝对概念来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纲领，他更像学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6〕，但戈尔巴乔夫分明是在为“永垂青史”而强制了每“一个瞬息”，他忘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里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跨越的局限。作为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因此不能说名副其实。
一个无视权术、只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却不适合于担任国家领导者的大任。道德理想是政治家心灵中永恒的天道，政治家要永远为这个心目中的天道而奋斗，但这个天道，是作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来展现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太在意历史过程中的道德性，事与愿违，自己实际上扮演的是永恒天道的仇敌。
政治家命中注定的是，首先考虑的事情是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逻辑，它会与思想的逻辑有所重合，但又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去遥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一心希冀建立起国际联盟的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参予巴黎和会之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不能处在同一空间呢？那位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所作的总结乃是：政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它无法以确定的准绳作为指导。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好的思想者，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还不能说是错误的，相反，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远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成了一个至少可以在思想上确定的物质。“民主”、“自由”、“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率先在思想上“超前”了，然而他的国家如何呢？
199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在听了后者对苏联艰难改革的情况介绍后说：“……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与小国家不同，一个超级大国要想实现转型，它转变的半径也会比一般国家要大几个倍值，这是苏联国家的“实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实然”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苏联解体之后，他在思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仍这样写道：“我们在摒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他眼中，“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与“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在用这种绝对两分的观念来指引苏联改革的时候，不言而喻，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工作，是“另起炉灶”，而不是“创造性的转换”，因为他没有领悟到改革的限度。
实际上，指导戈尔巴乔夫展开其行动的那些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都是成问题的。1991年3月，在“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苏联国家已因内讧而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原先是“总书记”、此时已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为保存国家的完整性，竟乞灵于了“公民投票”。他以为，“全民公投”式的“现代合法性政治”，将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几次公民投票，虽然“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不无忧伤地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