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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暴力的上海。在那里，革命者正在进行谋杀，政府无情地镇压，大众则贫困、肮脏、混乱、疯狂、仇恨、绝望……中国这座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地狱般的上海既是一个现实的城市，又是一种想象的场景。春天是令人绝望的雾水季节，浸在潮湿中的黑夜，一切都在腐烂。天空低垂，拥挤着奇形怪状的乌云。仅有的几颗星星，像几盏即将熄灭的灯，透过阴冷的云缝，绝望地燃烧着。混浊的河水喘息着流淌。在这座乱七八糟的城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辰，都在滋长着罪恶。小说开篇，是一位姓陈的中国革命者正在进行的谋杀。血终于从刀口喷涌而出，整个雾蒙蒙的空气中，都渗着血腥味。
上海是一个城市坟场，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这部以“四·一二”政变为背景写成的中国的小说中，想象的中国城市天空总是阴云密布，肮脏、混乱、恐怖的夜晚用寂静掩盖着谋杀，等到黎明，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走过旧城，一只只乌黑的笼里装着砍下来的头颅，头发上还滴着雨水。很多人说马尔罗去过他笔下的这座城市——上海。马尔罗没有认可，但也没有否定。他是个艺术家，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在充满恐惧与欲望的梦幻中。就像当年拉文那街头的市民指着但丁蹒跚的背影说：那就是去过地狱的人，但丁也并没有回过头来承认或否认。
马尔罗想象的中国城市是一座坟场，人们在死亡中体验生命的意义：“荒凉的夜幕笼罩着遍布水田和沼泽的中国……”用马尔罗的话说，大概从菩萨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他用了许多描写黑暗死亡的词汇描述上海或武汉，批评家甚至认为，但丁以后西方语言中描绘地狱的词汇，从来没有像在《人的状况》中那样被丰富过。恐惧、荒凉、残酷、迷雾、狂乱，在那个永远黑暗的国度里，重重叠叠挣扎着的人都陷入同样的绝望中，饥饿、贫穷、虚弱、愚昧无知、萎靡不振，混浊的河流像地狱中的血，从那里流向生活。陈将枪口伸进嘴巴开枪自杀，失败的革命者被鞭打后，一个个投入燃烧的火车头煤炉中烧死……马尔罗的小说不需要再现什么现实，在他用语言操纵的那一小块世界里，他享受绝对的自由。他把一座中国城市描绘成地狱，那是因为也需要一个地狱的背景，把脚踏在血泊与污水中，感觉与思考“人的状况”。但问题是，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人的状况”的背景是中国？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如醉如痴的激情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只有黑夜的地方？
《失去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的背景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中国，这两本书同一年出版，但是呈现的背景反差却如此之大，形成最令人吃惊的对比。一个（香格里拉）是走向永生的光明，另一个（夜幕下的上海）却是死亡的黑暗。不仅如此，《人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与《失去的地平线》构成最鲜明的对比，不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城市，是他所能想象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就像香格里拉是希尔顿当时所能想象到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一样。实际上它们都不是什么现实的地方，而是想象创造的“乌托邦”。
三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两部小说都将异托邦的场景设置在中国。这是一种文学幻想，但并非没有历史依据。其中不仅包含着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想象，而且也包含着西方人对世界与自我的某种想象。
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作者这样说。但是，中国与中国之西藏，都是知识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香格里拉，则在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之间。美国地理学家怀特（J。K。Wright）提出想象的地理学，宣称，在人们的头脑中，既有一张知识的地图，又有一张想象的地图。想象的地图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个人根据自身的欲望、恐惧、爱与焦虑等情感构筑的世界图景〔7〕。出现在知识地图上的中国，是一个已知的、现实的国家，由特定的地理信息确定；而出现在想象地图上的中国，比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历史更加久远。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度时，西方人关于世界，尤其是关于东方的想象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欲望的地方，也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恐惧的地方。
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西方想象的视野中。这个“地方”可能叫“赛里斯”（丝人国）或契丹蛮子〔8〕，也可能叫“大明”或“中央帝国”。它可能因为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未知的地方，更可能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对已知世界的遗憾，而成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知识地图上，最早也要到十七世纪。但早在马可·波罗时代（十三世纪），中国已出现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那是一个欲望之地，一个可能期待“长老约翰的国土”与巨大的财富出现的地方。马可·波罗前后的旅行家，直接或间接地都证明他们在中国或中国周边发现了“长老约翰的国土”〔9〕。这种想象与西方传统的东方想象是相关的，即东方是财富与智慧的家乡。博岱（HenriBaudet）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这种心理也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精神动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客观现实上；另一方面，与种种客观现实——诸如金银香料之类无关，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的怀旧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10〕《失去的地平线》就是西方想象同时代异地空间体现着完美和谐的地方。将完美和谐的异托邦设置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11〕。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中国一直被传说为某种类似人间乐园的地方。在马可·波罗那里，中国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乐园，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中国是文化与道德的理想国。而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到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中国形象的原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贸易、战争、殖民加速了知识的增长，中国在西方的知识地图上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开始驱赶想象。当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大部已容不下乐园想象时，想象地图上的香格里拉只好“迁址”西藏。所以利·费贡（LeeFeigon）在《解密西藏》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12〕。曾经将中国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人们，现在将西藏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例如，在希尔顿描写香格里拉的时候，希特勒派了一个考察团去西藏，试图证明藏民是雅利安人种。在人们的头脑中，知识的地图与想象的地图经常混淆不清。莫尔写出《乌托邦》后，真有航海家去南太平洋寻找“乌托邦”这个地方，而1998年底，英国考察团还在西藏寻找香格里拉，他们的探险纪录片在圣诞夜的晚上由BBC四套节目播出。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封闭遥远的亚洲社会，首先是印度、中国大陆、日本，最后到中国西藏地区，便成为西方的乌托邦想象的场景。二十世纪西方人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重复了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关于“大汗的国土”和“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的形象特征。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哲学家统治的中华帝国曾是拯救西方的希望，如今，香格里拉又成为拯救西方的希望，甚至拯救世界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巅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彼得·毕少（P。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中总结道：“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西藏乌托邦的精华，其最基本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上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它基本符合当代人关于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丝毫没有来自外界的污染’，尤其没有‘舞会、电影、霓虹灯’，没有电报；只有一种神秘，‘深藏于爱的核心’的神秘；这里没有时间的紧迫，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时间，一切都适度、悠闲，温文尔雅，四周的高山是‘一道纯洁的屏障’，幸福山谷即使处在四周的荒蛮之地、也丰腴富饶，甚至可以找到大量的黄金……”〔13〕如果对比《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与《中国佬的来信》〔14〕中描述的中国，我们便知道，在西方人想象的地图中，那是同一个地方，一个表现西方人缺憾与向往的乌托邦，只是在知识的地图上，它的背景从传统中国的核心移到边缘的青藏高原上了。
四想象东方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特殊的浪漫。它可能是美好和谐的，也可能是邪恶恐怖的。从西方古典时代想象的波斯帝国与食人部落、中世纪的地狱与魔鬼部族，到浪漫主义时代怪诞、奇异、阴森恐怖的东方，都是西方关于东方想象的一部分，或另一个极端。
小说想象并不是随意的，不管是将中国想象为人间乐园还是人间地狱，都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都可以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找到根据。在西方想象的地图上，地狱也出现在遥远的东方。古典时代，这个东方地狱在印度，老普林尼（Pline）的《自然志》总结了古希腊人关于印度是魔鬼的故乡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15〕。基督教中世纪的传说中，地狱在乐园的旁边，在东方的某个地方，所谓大墙之内哥革与玛各的故乡。蒙古人入侵，使西方纯粹想象中的地狱有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地方，即鞑靼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他们的家乡鞑靼就是地狱所在，拉丁语中的鞑靼与地狱是同一个词，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他是准备下地狱的〔16〕。从马可·波罗时代到耶稣传教士时代，西方旅行家在遥远的东方没有见到地狱却找到了世俗天堂。直到浪漫主义时代，现实领域的殖民扩张与精神领域中的哥特文化复兴，才使地狱幻象再次出现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中。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见到的中国景象是一座地狱，恐怖的密林、深谷与各种可怕的怪物，都与西方人传统的地狱想象相吻合，而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看到的遥远的东方的地狱景象，麦都思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也看到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想象的地图中的人间地狱与知识的地图中的中华帝国几乎重合了〔17〕。中华帝国便是西方人可以想象到并已经“认识”到的人间地狱。如果将德昆西的梦幻、麦都思的报告、帕斯卡尔的警句〔18〕与马尔罗的小说放到一起读，我们又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人的状况”恰恰是可以想象到的地狱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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