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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年终于获得了最高的文官职位——右丞相。1335年他成为大丞相，直到
1340年被赶下台。
很明显，妥欢贴睦尔扮演的是临时傀儡的角色。他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又没受过训练，从法定意义上讲还是非正统的，自然容易被取代；实际上他
被规劝呆在暗处，不直接参与对帝国的统治。后来他曾说当皇帝的最初几年
总是处于畏惧状态，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的统治在不稳固的基础
上开始，却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统治，即使这一统治或多或少是被动的。
丞相伯颜搞了一次血腥的袭击，1335年夏季他杀掉了他以前的同党燕铁
木儿所有的家属，把他们都说成有叛逆罪。然后他采取了一个特别的行动，
①
用《元史》上的话说，就是打算“用国初故事”。妥欢贴睦尔的年号改为“至
元”，与忽必烈1264年至1294年间的年号一模一样。伯颜的用意显然是通
过改年号重现元朝初年的盛世。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伯颜的个人经历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他和他的祖先都曾担任怯薛歹，世
代充当大汗一家的家仆。伯颜年轻时是皇子海山的卫士。他在草原战争的最
后阶段（1300—1306年）表现英勇，传统的诸王大会忽邻勒台授予他拔都（勇
士）称号。后来海山当了皇帝（庙号武宗，1307—1311年在位），伯颜历任
朝中的高官和汉地军队中的指挥官。1311年以后，他在行省任职并卓有成
效，这期间他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大片农田捐献给怯薛以及元朝宫廷喇嘛。1328
年他成为海山之子图帖睦尔 （文宗）即位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至少在初年，
②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11 页。＇653＇ 《元史》，卷181，第4180 页。
③ ＇666＇万斯同 （1638—1702 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① ＇653＇ 《元史》，卷138，第3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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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伯颜像《元史》本传所描写的那样：“弘毅深沉、明达果断”。所有这些似
乎都描绘了一个有长期广泛经历的贵族的肖像，他对元朝这一蒙汉混合政权
中的蒙古一方有着深深的忠心，从个人、民族以及制度角度看都是如此。
显然，伯颜相信自忽必烈去世后40年来朝政一直在向并不理想的方向发
展，他要重新恢复以往的局面。但是下诏改元，重新采用“至元”年号意味
着什么，解释并不明确。有关上谕模糊地提到上天警告的预兆，说尽管国家
仍享受着繁荣与和平，天象观测者们已注意到异象，这些异象要求政府要重
③
新恢复忽必烈统治下“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的旧典，以改进政府管理。
换句话说，当官方宣布“海宇清谧”的时候，最重要、或许是令人痛苦的变
化就要发生了。由于普遍缺乏危机感，由于伯颜要做的事没有得到广泛的道
义和政治上的支持，也由于他的计划缺乏清晰的定义，伯颜很快就不得不用
强迫手段达到其目的了。
下面要弄清伯颜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与他的众多汉人和非汉人对手所认
定的他的想法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
伯颜的改革有两个主要部分。其一，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他基于在中
国进行管理的相当多的知识与经验，为减轻贫困，从总体上改进生活状况为
目标的改革。宫廷支出被缩减（有时以忽必烈朝的开支水平为标准）；盐的
专卖比例减少；同时有意识地、不断地对全国各灾区提供及时的、适当的赈
济。至此，一切都还不错。
伯颜所作努力的第二部分，是试图重建他认为是忽必烈最初规划的统治
制度，但这最终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主要要求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严格实
行民族区分。依伯颜之见，这是元朝统治中国的绝对基础。为达此目的要将
历史倒推半个世纪，显然伯颜在一开始没有料到这将会多么困难。
这时候蒙古人、其他外族人与南、北汉人上层之间文化、社会关系方面
曾经十分单一的民族划分早已变得模糊了，它已随着复杂的民族融合而不复
存在。许多有心往上爬的汉人采用蒙古名字 （伯颜对此颇为不满）、学习蒙
古语、与蒙古人结婚，以及通过其他方法使自己逐渐而巧妙地进入蒙古人的
权力机构。而另一方面，许多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则与汉人意气相投。
例如，蒙古克烈部人阿荣（死于1333年），也同伯颜一样给海山当过怯
薛，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总之，表面上看，他的情况很像伯
颜，但在文化上他与伯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喜欢赌博、打猎、
打球，他也学习中国的历史，喜爱南方葱郁的山水画。他在湖南有一所被称
①
作“梅月村”的闲居，在那里他种了几百棵梅树，并与汉人文士谈得来，关
系融洽。伯颜要实行民族区别，给阿荣这样的人在民族间的个人交往上，也
在升迁和事业上蒙上了阴影。所以，伯颜的计划对阿荣等人来讲毫无吸引力
（阿荣曾经很伤心地跟虞集预言，伯颜不久会取消科举制度）。在上层文人
当中，外族人与汉人不再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是伯颜的计划在政治上遇
到麻烦的核心所在。
具体地说，伯颜重申了在中国的外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当然还包括
没收汉人（高丽人也在内）的武器和马匹。他还要从此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
② ＇653＇ 《元史》，卷138，第3335 页。
③ ＇653＇ 《元史》，卷38，第830 页。
① ＇620＇宋褧：《燕石集》，卷8，13—15 页；＇653＇ 《元史》，卷143，3420—3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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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外族语言，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他规定官僚机构中许多领导
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与其说是伯颜本人，倒不如说是那些头脑
发热的地方官，下令没收所有铁制农具，并严禁演出汉人传统戏剧和说书。
人们普遍相信，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括所有未婚的童男女，并诛
杀五大姓（译者按：张、王、刘、李、赵）汉人。这虽不是伯颜实际上执行
了的政策，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理，反映了他的政策在汉人中引
起的恐惧。
伯颜引起精英阶层强烈不满的实际措施之一，是他在1335年取消了科举
考试。这实际上影响了各族考生：汉人、南人、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这不
但使受过教育的汉人，也使住在汉地各省的、与怯薛或在京城有影响的人沾
不上边的年轻的蒙古人与其他外族人在事业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他们的生
活和精力大多都已集中在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上了。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取
消这一制度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取消科举的谕旨没有大胆地说出一个理由。
以后问起来，伯颜也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主意已定，1336年和1339
年都没有举行科举考试。
反对科举的人当中最能言善辩的不是伯颜，而是阿儿浑部人彻里帖木
儿。他年轻时也跟伯颜一样当过怯薛，后来事业成功，当上高级行政长官与
军事将领。彻里帖木儿并不极端，他有学识、有能力，在赈济方面尤有经验。
关于科举，使他困扰的是财政问题。他曾目睹行省在乡试时动用驿传和紧缺
的财政资源。他还要求将提供给学校贡士的庄田租转供怯薛歹衣食之用。①
但问题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忽必烈从未举行科
举考试。自从1315年实行科举以来，新登科的进士开始受到一定优待，不必
在政府低级职位上与那些年轻的书记、通事们不公平地竞争，他们有 （或被
认为有）更好的继续晋升的机会。有了进士头衔，就是对怯薛优越性形成威
胁的开始。但是进士头衔并不保证有行政才能，这是伯颜和其他很多人所目
睹的。取消科举则是强调贵族世袭特权并显示实际经验重要的一种方式。在
准备入仕时，虽然不排斥学习儒家经典，但已被降至次要的地位。
改革不过如此。根据贵族习惯，伯颜升为大丞相之后即开始积攒个人巨
额的财富。对伯颜持否定态度的汉文文献有谨慎而详细的记载。他占有头等
投下分地，同时兼管许多中央、皇宫的机构和卫军，以及世掌斡脱。1338年
为伯颜祝寿的官员们拥塞了街道，以致一位年老的汉人官员几乎被踩死。②
大丞相通过京城街道时，由诸卫队精兵充当导从，盛大而威武，相比之下，
皇帝的仪卫要寥落得多了。或许可以说，伯颜起码在表面上达到了他政治上
的目标，但他也开始自满与腐化。
然而他的地位仍不牢固。伯颜很快地就发现在贵族的更上一层还有敌
人。他杀掉了四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对手。其中之一名叫彻彻秃 （郯王），在
蒙古草原指挥军队。他于1338年被捕，送至大都，在东城门外被公开处死。
这被认为是极为不义的行为。彻彻秃在京城享有广泛威信，在南方儒士当中
的地位也不低，因为他有段时间曾在自己府邸任用一名南方学者，并十分尊
① ＇653＇ 《元史》，卷142，第3403—3406 页。
② ＇648＇杨瑀 （1285—1361 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15＇ 《杨瑀《 山居新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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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这位学者的建议。 ①
在汉地各省社会的底层，不祥的动乱引起了伯颜的注意。河南、广东、
江西几次爆发小规模平民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伯颜很快怀疑
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阴谋。1339年底，一个名叫范孟的不得意的汉人书吏杀死
了一批官吏，占据河南首府汴梁。虽然马上他被捕处死，但伯颜坚持认为这
一事件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汉人阴谋，他下令进行最严格的调查，并要求检举
每一个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他还对占据敏感的政府职务的汉人进行了一场
普遍的清洗。
这做得太过分了。树敌过多，伯颜的丞相也就做到了头。把伯颜赶下台
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侄子脱脱，伯颜曾给予种种优待的年轻人。1340
年3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突然事变中，伯颜所有的职位一下子都被革除，
首先黜往河南，又徙南方边地，4月他死于被放逐的路途中。
① ＇657＇危素 （1303—1372 年）：《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