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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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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一次较大的行动,精心地从组织上将后勤保障与其他军事行动区别开 

② 关于脱脱第二任期的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95—118 页。 
① 元代钱币是个重要课题,西方文字的研究力作还是'127'傅海波的《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近年的研 

究成果有'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 
②  '653' 《元史》,卷66,第1646—1654 页。据我所知,这篇文字还没有译文,但在李约瑟:《中国科学 

技术史》第4 卷有简略的介绍,见第325、344 页。亦见'551'杨联陞: 《汉学综览》,第222—223 页。 
③ 见牟复礼与崔瑞德在'323'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撰写的章节。 
④ 如萧启庆就持这一观点,见'195'  《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3 页。 
① 详情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4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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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依靠上面几条,脱脱能够防止军权下落到地方手中,也能防止军队将领 
在行省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至于那些最大的行动,至少是那些最具 
象征意义的行动,脱脱都是亲自指挥,如他成功地于1352年重新占领今江苏 
西北的徐州这个极其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使淮河流域又恢复了秩序。 
     当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时候,来自南方的漕运停止了。脱脱不与仍旧活 
跃的海盗方国珍谈判恢复漕运,而是决定在京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决 
定与脱脱一向把行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的努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相当庞 
大、极端昂贵的行动,新发行了价值500万锭的纸钞作为拨款,相当于黄河 
改道工程费用的两倍半。 
     元朝时期中国北方异常潮湿,提早进行的试种证明了那里确实可以种植 
水稻。分司农司于1353年建立,从南方招募了2000名修堤者和种稻农民, 
发给他们钱钞,在这里工作一年,作为当地农民的技术指导,因为当地农民 
不会种稻。另外,又从山东迁来一些农民以增加当地人口。国家还在河南行 
省及辽阳行省南部建起了屯田。由于脱脱政治上的骤然倒台以及内战的继 
续,这些国家所属的屯田实际上成功与否并不很清楚。但是企图一夜之间就 
将中国北方千年农业传统改换过来的大胆计划,是脱脱认为振作起来的政府 
有无限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1354年底,脱脱亲自率领了第二次军事大讨伐。这次是进攻扬州北面大 
运河附近的高邮。高邮被原盐贩子张士诚所占领。这次讨伐成了脱脱最后一 
次的官方行动。如果这次围攻高邮实际上能迫使张士诚投降 (它几乎成为现 
实),那么全国起义的支柱毫无疑问将会遭到破坏。果若如此,那些仍在活 
动着的起义者,就会因被追捕而东躲西藏,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来。然而, 
就在围攻进行之时,妥欢贴睦尔出人意料地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做出一个错误 
的判断,他下令将脱脱解职,并将其流放。很不幸,脱脱出于对朝廷的忠诚 
而服从,高邮之围因此而解。元朝丧失了军事与政治的主动权,几乎马上就 
要平息的起义又采取新的形式复苏了。而正是在这一反复中,一个新王朝明 
朝出现了,13年之后,明朝重新统一了中国。 
     脱脱为什么被解职?似乎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 
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每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晚元统治集团的各派系 
中,腐化、宠信以及个人感情的嫌恶似乎就达到某种严重的地步。脱脱的周 
期也不例外,正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忠的追随者哈麻在宫廷角逐中所起的重要 
作用导致了他的垮台。而且,脱脱雄心勃勃的举措已走上正轨,目标几乎都 
已达到,黄河被驯服,各处的叛乱活动几乎被摧毁。在脱脱的国事日程上, 
除了一些细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换届的时候到了。 
     在这一点上,人们还应认识到,那些在政府中反对脱脱的人,与其说他 
们是出于个人的立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相信应当用不同的手段达到目标, 
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脱脱大刀阔斧的行动要求纪律与中央集权:御史台 
受到控制,行省和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主动性;军事将领在行动中也仅有最小 
限度的行动自由。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344年至1349年在职的行政官员中 
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脱脱的严密控制,并对脱脱向忠于他的那派人给予的 
保护有怨恨情绪。这些人现在要求恢复到分权的统治状态,要求在制度上给 
地方和个人以更大范围的主动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使人想起北宋晚期改革 
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妥欢贴睦尔也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撤换脱脱。脱脱像他的前任、他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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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颜一样,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或许是由于不经心,他未能及时表示 
  同意将爱猷识理达腊册立为皇太子,从而显露了他的这种权势。对此,妥欢 
  贴睦尔极为恼火和不满。是什么破坏了丞相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呢? 
        当时妥欢贴睦尔34岁,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已进入一种半退休的状态。 
  ①他跟他圈内的一些人一起定期带着宫中舞女们举行藏传佛教的密宗仪式。他 
  至少有一次资助108名和尚游皇城。另外,他还亲手制造了一条样船,下令 
  据此建造一条大型游船在皇宫的海子里游玩。他本人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 
                                      ② 
  个相当复杂的大型宫漏计时器。或许是为了这条新船,一项十分糜费的疏浚 
  皇宫水道的工程开始了。 
       同时,妥欢贴睦尔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让长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并担负起 
  一些统治方面的责任。1354年爱猷识理达腊约15岁,他9岁时曾学过回鹘 
  文(畏兀儿文),10岁学汉字。之后不久的1349年,在举行了精心准备的 
  隆重仪式后,特别为爱猷识理达腊在宫内修建了一所特殊的汉式学校,有九 
  位老师任教。其中资格最老的李好文特地为他年轻的学生编写了与汉文主题 
  有关的四册课本。 
       四年之后妥欢贴睦尔又为继承人建立了詹事院,至少有83名官员与办事 
  人员。此外,爱猷识理达腊的独立办事机构掌管着一个礼仪卫队以及两个卫 
  军机构,爱猷识理达腊个人有250名怯薛歹。他们得到2。75万锭的补助,而 
  爱猷识理达腊的夫人则得到10万锭以上。一座没有使用过的宫殿经过修缮后 
  让爱猷识里达腊居住。爱猷识理达腊还有特权任命自己的宫员。1354年年底 
   (脱脱在外征讨)爱猷识理达腊被授权审理所有上报他父皇的官方奏折。总 
  之,妥欢贴睦尔在很大程度上在皇宫内创造了一个新的、大的、昂贵的、有 
  影响的政治中心,以他指定的继承人为首。只剩下举行册封皇太子的正式典 
  礼了。 
       脱脱拖延这个典礼,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爱猷识理达腊的崛起对他是一 
  个威胁。但事实上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童年是在脱脱家 
  度过的,他10岁时的启蒙汉语书是《孝经》,他的导师是脱脱家的家庭教师 
          ① 
  郑深。 不仅如此,脱脱个人还捐了12。2万锭,修建大都北门外的佛寺,为 
  的就是不断地为爱猷识理达腊的健康祈祷。 
       拖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爱猷识理达腊不是正宫之子,脱脱认为他不够 
  格。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原先是添茶倒水的宫女,出身高丽。妥欢贴睦尔很 
  宠爱她,1340年立她为“第二皇后”。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一举动,因为蒙古 
  人给予高丽人的地位从来很低,她的新地位对元与高丽之间的复杂关系会产 
            ② 
  生影响。妥欢贴睦尔的正妻是一位谦卑的蒙古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在婴 
  儿期就夭折了,生卒年月不详,但如果在1353—1354年他仍活着的话,那么, 
  脱脱对皇太子问题有所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很可能 
  脱脱只是忙于处理帝国的危机而没有抽出时间来安排此事。问题的症结在于 
  皇帝怀疑拖延是有意的。1355年春,脱脱被撤职之后,终于举行了庄严的册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帝在脱脱第一次任职期间(1340—1344 年)对朝政的兴趣达到顶峰,见'150'藤岛建 

树: 《元顺帝时代》。 
②  '343'李约瑟:《计时器:中世纪中国的大型天文钟》,第140 页。 
①  '656'宋濂:《宋文宪公集》,卷49,6b—11a 。 
② 关于高丽对此事的记述,见'856'萧启庆: 《元代史新探》,第231—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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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皇太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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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瓦解 

       也可能皇帝认为撤掉脱脱是很正常的措施。以往他曾多次采用这类措 
  施,结果并未妨碍王朝的完整。但撤掉脱脱事实上却结束了作为一个完整的 
  政治体系的元朝。原因主要在于,与1344—1349年间的地方分权时期不同, 
  此时中国很多地方已创建了各种新的军事、行政机构来对付1351年以后的暴 
  动;这些机构在人力与财力两方面都能够独立行动,并在不久后确实这样做 
  了。大都的权力机构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一个具有中央特权的实体去任命 
  地区及以下的官员了。中国各行省都落到有自主权的地方人物 (可能把他们 
  称作军阀更为合适)手中。这些人有些是早先的造反者,有些是镇压造反的 
  军队将领。从1355年至1368年,元朝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让那些在地方 
  上已自主的将领至少在表面上忠于朝廷,并且与诸如方国珍、张士诚这些名 
  义上投降的造反者进行谈判。同时,其他起义运动领导人如陈友谅、朱元璋 
  在脱脱倒台以后崛起并且建立了更有力的地方割据,从整体上持续地对元朝 
  采取敌对态势。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 
  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了,尽管直到最终它还作为全中国的政府残留着它的正 
  统性 (参见第九章)。 
       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1355—1368年)中,最重要的发 
  展就是奠基于南京的明朝的兴起,特别是 1360年明与儒家道德—政治革命 
   (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革命)的领导人的联盟。这场革命是在晚元统治这 
  个总的条件下,在1351—1354年的暴动中,在脱脱倒台之后王朝解体的过程 
  中形成的。 
       要说明这个道德革命的根源,还需要多一点笔墨,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史、 
  家庭史、税务与财源开发、法律史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等等敏感的话题。① 
  这个革命可以说是从基层积聚起了力量,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它早期 
  的一个表现可以追溯到1342年,在财政收入无足轻重的绍兴,一项具有方向 
  性的赋税改革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个处于庞大组织结构上的小裂缝,在这里,那些在朝和在野 
  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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