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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是蒙古人的概念，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分工的认识。特别明显的是在元
代这一制度下受到特殊优待的工匠的三个类别，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政府
的严密管理。对元朝统治者异常重要的这三类匠是建设工程的工匠、制作军
事器械的工匠以及为政府机构提供所需物品和为贵族消费生产奢侈品的工
①
匠。这些工匠都受到特殊优待，免除赋役、奖励生活费、发放俸金，还得到
其他形式的物质支持。
对匠户的特殊优待使他们与其他普通户区别开来，这种情况与军户相
似。许多人都设法得到匠户的身份；实际上，匠户的数字不得不加以限制，
偶尔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能够胜任的。众所周知，在战争时期，蒙古军
队的战场指挥官们都接到严格的命令，要确认和保护各类工匠，那时其他的
人是会遭到屠杀或沦为奴隶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普通人都自称工匠，以
此逃生。因此，战时记载的工匠数字显然是夸大的。有的历史学家计算出在
官府作坊受雇的工匠数字在忽必烈朝大致为40万人。①
系名匠户的既有色目人也有汉人。蒙古人早期征战中亚时，攻占了以工
艺而著称的城市不花剌和巴剌黑等，俘虏的工匠中有一些被带到了东方来。
但是，在中原的工匠大多数是从汉人中寻找出来的。对这些有技能的工匠进
行管理的行政机构规模相当大，是元朝政府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②
所谓系官工匠编隶于官府的各种局院，根据命令生产产品或建造房屋、
桥梁以及防御工事等。军匠隶于军籍不属民籍，他们主要生产武器、盔甲、
军车、攻城器械等。民匠属官府管辖，大多数属工部。显然他们之中包括了
很多行业的熟练工人，这些人对于军事以及其他方面都十分重要。系官工匠、
军匠和民匠每年都要在一定月份里完成分配的任务，或是完成一定数量的工
作。之后他们就可以受雇于人或生产产品去卖。这一制度的很多细节还不是
很清楚，做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元朝制度下对于工匠的管理，清楚地反映了蒙古征服定居民族前工匠
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蒙古社会本身有限的有技能的工匠受到极大的尊重。
① ＇849＇黄清连： 《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81—83 页。
① 鞠清远： 《元代系官工匠》，载＇89＇ 《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第234—246 页。
②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66—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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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例子是铁匠，就军事保障来说，他们的技艺是很关键的。他们一般都
要随军队行动，同时也是战斗者。在蒙古统治中国的早期，要求来自西亚的
①
匠户和汉人居民提供一定比例的男人，这些人也可以去当士兵。蒙古人在所
征服的社会中，不大尊重农民与学者，却尊重各种宗教专职人员。但由于工
匠阶层对于战争行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工匠特别受到重视。还有一
些有技术的职业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与急于想要的奢侈品又是分不开的，
诸如皮毛、纺织品、珠宝、皮革以及精工细作的金属制品等。所以，在进入
中原以前，蒙古人就已经习惯于像战利品那样给工匠们分类了。
在中国，这个组织和管理工匠的制度引起了腐败、偷漏以及其他形式的
不良行为。有一个来自社会基层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未来的明朝皇帝朱元
璋的家庭被定为匠户之一的淘金户。他们住在靠近现在南京的江苏南部，在
14世纪时那里产不出多少黄金。他们曾经是职业淘金者，从含金的砂子中把
金子洗出来，被迫每年生产出一定数量的金砂上交政府。他们找不到这样的
金砂来源，又逃避不了这类户籍的划分及其义务，只得拼命租田来种，以便
用农产品在市场上换到黄金。但是由政府保护的商人为了榨取更多的钱，控
制了黄金的价格。朱家的家长像其他许多情况类似的人那样，决定带领全家
逃到长江以北的淮河地区。在那里，作为外来户的他们很容易被抓和被判刑，
也很容易遭到租给他们地种的地主的剥削，于是他们被迫在由于战争与灾难
而荒芜的闲地上劳作。
1328年朱元璋出生前其家庭两代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弊端。他
们一无所有，被迫不断地迁徙以求生存。这一处于绝境的贫困家庭的故事能
够重新讲出来仅仅是因为从这个家庭产生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否则，我们几
乎无法知道括户对于普通工匠的生活，或者更实际地说，对组成人口大多数
的农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如何，从我们知道的这一点点情况就强
烈地说明了这个制度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它从经济上说是不明智的，从社会
上说也不公正的。如果说这些特性在十三四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史中并不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它们在元以前以及元以后的中国社会史中却是很突
出的。
奇怪的是，曾在自己的家庭中亲历了这个制度的不平等并做了明显努力
来改善中国最贫困农民的生活的这位明朝皇帝，却依旧保留着世袭军户和匠
户这一元代的观念，力图将这些户分别注册，并世代固定在一定的职业上。
明朝没有实行像元代那样分类过细的户籍制度，他们主要实行四种分类：官、
①
民、军、匠。只有后两类是世袭的，而不论对军户还是匠户，这一制度都没
能贯彻到底，不久军队或政府工程必需的人力就难以保证了。明朝创建者在
这点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可以设想元朝末期混乱的特殊环境使他无法取得在
正常条件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因此干扰了他的判断。
但在元朝时期，匠户的管理制度与军户的管理制度截然不同，因此二者
必须分开来评价。让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对于元朝政府来讲并不可怕，
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并不威胁到蒙古人的特权。在战争中拯救出的工匠
①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66—67 页。
① 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黄仁宇： 《明代的
财政管理》，第189—224 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80 种户计的户籍制度，显然是受了元代
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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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又重新付还给了征服者以及整个社会，并且是成倍地付还。广泛建立
的组织和所雇佣的大量工匠使朝廷随时可以应付战争，建设或重建城市，恢
复公共设施，并为精英阶层提供大量消费品。这一组织无疑有助于保留与发
展技能，保持工匠传统，并造福社会。当然，如果没有外族征服，这些人的
技能可能会更好地保存下来并广为传播，社会也会更加富裕。但在入侵已经
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对由于蒙古人重视工匠而使灾难有所减
轻这一点有所感激了。显然这加强了蒙古政权，同时也有助中国社会的继续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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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社会史的其他方面
城市
在12世纪早期金朝征服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经历了明显不同的
社会转变。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生态学上的区别总是要呈现出来。在整个国家
统一期间，这些区别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趋于弱化。10
世纪以后，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同，还要加上由于外族侵略、战事的混乱、贸
易体系的改变，以及反映外族统治者利益的政府模式的改变等等所带来的区
别。1120年女真人的金朝对整个北方的征服是两个世纪以来混乱的顶点。它
加深了南、北中国的分裂，直到13世纪70年代蒙古人才最终征服南方，统
一了中国。
当蒙古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
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
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1/3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
难以开展，陆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
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
①
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当
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
①
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
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万人口，但
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13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18。5万
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国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
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
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
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
册人口 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万，嘉兴 （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
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万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
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
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
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
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
②
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
中国贸易革命”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中
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①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①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本的城市网》，第30—36 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
的城市化做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② ＇452＇斯波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