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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作为增
加私人收入的来源。例如，术赤后人被赐予平阳41302户，而察合台得到太
原47330户。①
尽管耶律楚材设法使窝阔台颁布了另一项法令，规定帝国宫廷保留在私
人封地内收税和征兵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分封忽必仍然成为中央集权拥护
者们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积极而且强
有力、能够坚决实施自己意愿的合罕，中央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
很多的权力。那些封地内的属民，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只得屈从于无休止
的暴政和剥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认地输掉了一场致命的战役，但他仍然致力于改革。这
一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行政机构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一
步。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灭亡，蒙古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成吉
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个定居的社会时作用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在他们的
中国领土上普遍实行金朝的法规，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编
纂而成，最初颁布于1201年。尽管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耶律楚材的头
脑中还酝酿着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希望能够导致最终在中国北部完全恢
复儒家模式的政府。
为达到这个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寻求窝阔台的许可，举行整个
北方文职人员的考试，以此作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到他们以往在政府中
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经贫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
对他的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随后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组织了各“路”的考试。
4000多人通过了考试（其中1/4的人在参加的时候身份是奴隶或者战俘），
但使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数成功的候选人被派去担任实际职
①
务。代之而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做行政管理的顾问。蒙古
人无意将中国北部 （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区）交由当地的官员管理。实际
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外来行政专门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儿人和突厥斯
坦居民，在中国北部政府机构内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计划没有被接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影响有限。以
后的事情将会表明，他不只是无法发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实施的措施也绝不
① ＇653＇ 《元史》，卷2，第35 页；卷95，第2414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 《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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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维艰。
这次攻击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从来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亚和中亚商
人。他们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力一向很强，而且在耶律楚材影响被削弱
的情况下稳定地增长。1239年窝阔台被说服将中国北部的税收交给回回商人
奥都剌合蛮承包，这就绕过了国家正式的税收系统。当年确定的税收额不出
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银44000锭。第二年年初，合罕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兴，
于是安排这个包税人主管中国北部的税收部门，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②
商人集团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新政策给汉人居民带来的有害影响，可以在窝阔台于临近1240年年底的
时候颁布的旨令中发现。按照这份旨令的说法，平民和官员被迫向无处不在
的内亚和中亚（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应付他们不断增长的纳税义务。利率
数额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与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
旨意，此后利息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是不合法的。①
在奥都剌合蛮的管理下，斡脱商人们——他们同时以包税人和放债者的
双重面目出现——在损害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臣民的情况下无疑获得了高额
债息。事实上，很难想象有比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更具破坏性和剥
削性的经济制度存在，税务承包人竞相以大数目向宫廷争取征税的权力，这
就使税额不断上涨。当然，商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超过定额的
情况下尽可能征收税款。因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额的款项，所以他们
被迫去向斡脱商人 （同时也是包税者）去借高利贷。应该被提到的是，后者
的资金是由蒙古宫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们可怜的臣民最初交纳的税款提供
的。
就这样，到了窝阔台统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宫廷中的影响已经消失了，
改革计划的实施也非常艰难。他继续保有中书令的头衔，依旧是御用占星术
士，但不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最能显示出耶律楚材失势的事件发生在
1241年，当时窝阔台最终采取行动，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国北部的破坏性的财
政政策。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决定将奥都剌合蛮赶下台，并且重
新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征税制度。然而，其结果是，窝阔台并没有转向耶律
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个中亚的回回、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
瓦赤。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脑。显然，在宫廷内普遍存
在的政治气氛下，窝阔台认为他不能将中国北部的管理权交还到耶律楚材或
者其他汉人利益的维护者手中。
然而，撇开耶律楚材而选择牙老瓦赤，这并不是说宫廷想要（哪怕是变
相地）继续奥都剌合蛮的政策。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个完全依靠自我奋斗
的改革家，尽管在他的汉人同事中从未得到什么较高的评价。他曾经调整了
突厥斯坦的税收，反对窝阔台宫廷的奢侈铺张，而且在他以前的职权范围内
与分封体系的扩大进行斗争。虽然事实是他在从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
的短暂的任职期内无法减少到处蔓延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间的不
断争斗，对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国对中国北部的政策的改变。①
简而言之，尽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
② ＇653＇ 《元史》，卷2，第36 页；＇601＇ 《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① ＇653＇ 《元史》，卷2，第37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 《牧庵集》，卷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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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去取代奥都剌合蛮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经失去了个人影响力。在乃
马真摄政期间（1241—1246年），耶律楚材于1243年体面但悄然地死于哈
剌和林。
窝阔台之死与乃马真摄政
在合罕积极参与的灭金战役结束之后，宗王们强烈要求窝阔台留在蒙古
本土，过优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合罕最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渴望领导即将开始的进攻斡罗斯公国的
②
战役。但是在他注意到这些建议后，他最终被“说服”了。从 13世纪30
年代中期开始，窝阔台既屈服于宗王们的压力，同时也由于自己的爱好，过
着奢华而且悠闲的生活，把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宴饮和游猎。因此而导致的权
力空虚被他的第二个妻子脱列哥那急切地填补上了，她很快就在宫廷中巩固
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义发布诏令。
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
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是无效的。1241年的12
月11日，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56岁。这位蒙古帝国
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显然在他位于准噶尔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与他的父亲
一起葬在不儿罕·合勒敦的山中。①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在他的长子成年之前，
由他的寡妇代管他的遗产，并享有他的权力。蒙古统治家族继续遵从社会习
俗中长期以来所认可的这一原则，在早期蒙古帝国内部利用它作为转移政治
权力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帝国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袭财产，并可
相应处理。因此，窝阔台死后，他的寡妇，已经牢固地控制住了宫廷的脱列
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通过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的皇室男
性首领——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担任帝国的摄政者。②
③
脱列哥那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六皇后”，一旦掌权，就不顾强烈的抵制，
努力策划将她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术赤的次子—
—金帐汗拔都领导的反对者们最终未能阻止贵由登基，但是他们以各种理
由，设法拖延了最终决议的做出约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种人为地延长了
的整个空位期间，有才能而且坚定的脱列哥那继续用她已故丈夫的名义管理
国家事务。
可是，脱列哥那的权威在军事领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窝阔台去世时正
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入侵中欧，都自动停止了，因为蒙古宗王们
和多数高级将领必须回去推选继承人。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恢复了一些军事行
动，但所有行动的目标和规模都明显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许完成
② ＇19＇ 《世界征服者史》，第1 卷，第156—157 页。＇18＇波义耳译本，第1 卷，第198—199 页。
① ＇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② 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
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③ 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 Khatun ）的直译。
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 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
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 年的旨令》，第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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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鲁迷国塞尔柱王朝的战斗。另一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是攻击淮
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区域。这场战役以1245年蒙古军占领寿州 （今安徽寿春）
而告终。①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摄政者享有广泛的
权力，并打算将这些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年脱列哥那批准在外
高加索地区发行新的货币，旨在使人头税的征收更加容易。这是一个开端，
在下一个十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