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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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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既不会没收他们的土地也不会对他们施加任意过度的赋税。但是,与 
  阿里不哥以及南宋的连续战争阻碍了商业,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条文 
  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中国以前以科举为教育的中心科举的废止,使教育系 
  统一片混乱。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准。佛教上层僧侣 
  集团知道忽必烈同情他们,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统治者是否会歧视他们。儒家 
  担心蒙古人会废除传统的宫廷仪式并且会降低儒士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 
  是,忽必烈的汉人臣民关心着自身的地位。他们肯定会被排斥在某些高级官 
  职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受到歧视吗?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汉人社会里建立秩序,他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 
  且处理这些问题。他所设置的政府机构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 
  导。忽必烈需要将官员执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连接起来。他必须公开 
  他管理中国而不仅仅是剥削中国的计划,从而他的官员可以仿效他并协助他 
  摸索对定居文明的统治。某些学者对忽必烈早年亲自参与指导统治决策感到 
  惊讶,这一次他是会继续在设计政策和计划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还是仅仅 
  由他的汉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议,然后不加思考地采纳这些建议?诚然,忽必 
  烈的确没有制定许多随后被执行的政策。但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仅仅等待着提 
  议。他积极地征求建议。他的一位官员引用了一段诏书:“有上书陈言者, 
                                                                                 ① 
  皆得实封呈现。若言不可采,并无罪责;如其可用,朝廷优加迁赏。”一位 
  当时的监察御史王恽,告诉人们忽必烈在朝廷上参与审议。例如,在 1261 
  年5月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见,讨论政府事务。 
       忽必烈在有计划有条理地规定和阐明他的政治和经济观念之前,他必须 
  先减轻中国北方人民的苦难。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战争在中国北方造成巨大破 
                              ② 
  坏并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很清楚这种劫难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忽 
  必烈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根据请求反复地对他的领地上的许多地区给予帮助 
  和豁免。汉文史料记载他经常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 
                                                             ③ 
  向受到自然灾害折磨的村庄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但是,除了这些应急措 
  施,他还需要制定恢复中国经济的长期规划。 
       这个规划的中心点之一是鼓励农业。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 
  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该机构每年向 
  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最终忽必烈组建一个庞大 
  的官僚机构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他下令建造粮仓存储 
  剩余的谷物,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证。他对定居居民的关心表现 
  在1262年的一个敕令中,这份敕令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他不希望自 

①  '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 页。 
②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 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 

前言中 (第20 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③ 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  《元史》,卷4,第70—71 页;卷5,第83—86 页:卷6,第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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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蒙古人民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                 ① 
       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恢复经济。1270年他给予称为 
   “社”的组织正式的地位,以鼓励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社由约50户人家组 
  成并且由社长或者村庄的长者指导。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 
  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和他的幕僚 
  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 
  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② 
       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 
  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 
  子就去上学。这一阶段的编年史对这个教育系统作出浮夸的判断。至 1286 
  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 
  的,因为社的领导者意识到期待他们做什么,从而可能向中央政府夸大他们 
  的报告,虚报学校数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统的幻想肯定从未实现,事 
                                                            ③ 
  实上,甚至在全中国普遍组建社的证据也是很少的。然而这种幻想揭示忽必 
  烈和他的幕僚们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 
  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更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 
  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根据新制度,过去强 
  迫农民交给投下的难以计数的钞和丝现在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投下和中央政 
  府均分。农民每年交税粮但不需要再考虑投下领主强加的反复无常的征收。 
  他们与包括手工业者和教士僧侣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样支付人头税。他们其他 
  的主要负担是可以和赋税一样沉重的徭役义务。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扩 
  展大运河并且组织驿站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然而他寻求 
  通过他的统治限制对农民的过分要求,有时还放弃为徭役指派的其他赋税。 
  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员,并且一些对农民的劳力要求是不合理的。忽必 
  烈不像许多传统的蒙古人,不是仅仅追求剥削中国农民,这似乎是很清楚的。 
  ① 

       和他的祖先一样,忽必烈爱护手工业者。和传统的汉人不同,他给手工 
  业者较高的地位。因为蒙古人自己只有很少的工匠,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 
  靠外族人提供。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了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 
  们的福利。例如他的机构中有一所将作院,负责向宫廷提供珠宝、布帛和纺 
  织品。为了赢得手工业工匠的忠诚,忽必烈制定了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政府 
  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 
  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但是,作为对这些优惠的回报,由 
  政府管理世袭的手工业阶层。13世纪后期,大约30万户人被划分为匠户, 
  而且不能更改户籍。尽管有这种限制,总的说来手工业工匠是从中国的蒙古 
  人统治中获益的。① 

①  '639' 《大元仓库记》,第1 — 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元法典》,第1 卷,第189—190 页。 
②  '212'井崎隆兴: 《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 页。 '750'杨讷: 《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③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 页。 
①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 页。 
①  '879'鞠清远: 《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约翰·德弗郎西斯、 

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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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赞同 
  贸易,中国各王朝对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没有这种偏见,并且实 
  际上给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脱这个以回回人为主组成的商人集团,就受到政 
  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脱曾向蒙古贵族提供极需要的贷款。 
  作为报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向斡脱提供低息贷款。斡 
  脱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商队。斡脱和中国商人的商业交易税为 3。33%的低 
  额。② 
       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 
  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了纸币。1260年忽必烈发行三种纸币,但 
  是用银储备支持的中统元宝钞比别的纸币更为流行,并且受到汉人的信赖。 
  朝廷原意用纸币接收应交纳的赋税逐渐建立起了对新纸币的信任。纸币的稳 
  定有助于发展贸易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1276年以前该系统运转良好,因 
  为政府严格控制纸币印行总数。1260年朝廷印刷总面值为73352锭 (银锭) 
                                                    ③ 
  的纸币,1265年总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锭。1276年由于对南宋及日本的战 
  争造成开销激增,朝廷急剧地把印行总量扩大到1419665锭。但是由于成功 
  地征服南宋后得到的大量税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货膨胀。 
       忽必烈的政府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 
  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马可·波罗对这些道路的 
  印象极深并且写道: 

             他 (忽必烈)指示在道路两边每隔二三步远种上树……大汗下令这 
       样做是使每个人都能看见道路,从而商人可以在树荫下面休息,并且不 
       会迷失方向。①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 
  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驿站的设置是为发送和传递官方邮 
  件,但是旅行的官员、军人和国宾也可使用它,驿站还帮助运输国内外贡品, 
  便利贸易。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过商人照样利用它,并且是国内外贸易 
  网络中的重要环节。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中国有1400个驿站,共配备5 
  万匹马、1400头牛、6700匹骡、4000辆货车、近6000条船、200多条狗和 
               ② 
  1150只羊。任何地方相隔15里到40英里有一座驿站,服务员在驿站工作, 
  以完成他们徭役中的一部分。在紧急情况下,骑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 
  里的速度传送重要消息。这是13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一种有效的邮政服务。 
  尽管受到官员、商人、随员的滥用,驿站有效地运行,这是包括马可·波罗 
  在内的大量外国旅行者证实的事实。③ 
       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忽必烈对商人的关心以及在鼓励贸易上的努力。不 
  像许多汉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对商人没有偏见。来自那个时代的观 

②  '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 页。 
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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