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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他以血和泪体验过的“当今世代”是一个毁灭了古代文化精华、又毁灭了“公共美德”的愚昧、黑暗、倒退的时代。这是“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概念的最初萌芽。在他看来，衬着光辉灿烂的古代，这个黑暗的世纪象个幽灵一样令人生厌；他憧憬着一次复兴，“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以及道德思想的复兴。”他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人学”，与“神学”相对立。“人学”是对异教的世俗精神的肯定，是对“大地”的回归。神学的幽灵曾遮蔽了“大地”的色彩，所有的光亮仿佛来自天空。一旦“大地”的意象在那些最先觉醒的心灵里显出清晰的轮廓，神学的阴影尽管一意流连，却也渐渐四散开去。
晚年的彼特拉克似乎是在忧郁的情感中度日的。诗人感到，如今桑榆树梢上已落满了夕阳的余辉，树叶亦在风中纷纷凋零。在经历了情欲、荣誉、流浪以及宗教的忏悔之后，诗人仿佛觉得生如朝露：
诗句零散，记载着我少年的倥侗，蕴含着我心底的凄楚。
初涉人世，竟将花前月下的欢愉，误作爱情醇厚的甘露。
蹉跎风月，只留下一片惆怅哀愁。
而今的我
成了深孚众望的名土，负疚人自知羞与为伍。
世俗浮华，宛若一瞬即逝的光束。
这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嗟叹。彼特拉克不象但丁那样最终在天堂里找到了永恒的栖身之地；他，这个总是用手不断推开宗教阴影的诗人，最后感到了一种无力，他的活力消散在虚无中。这是表面上光辉夺目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之下，最初显露的忧郁情调。从一开始，这个运动仿佛就带上了一种时浓时淡的忧郁色彩，尽管人们在狂欢节似的时代精神之下，时常忘怀它的存在，可它毕竟存在着，象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们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身上看到忧郁的最为典型的形式。
这里，隐含着人性的一个悖论：对于宗教彼岸世界的渴望与对尘世此岸世界的执着。宗教的彼岸幻象意在设立一种最终意义，作为此岸世界的有限意义的延伸。一旦彼岸的幻影消逝，人类的存在仿佛就象一个不能延伸的短暂物象。这是最初离开宗教的“灵魂家园”的人们（《圣经》的“失乐园”的预示）感到的一种忧郁。虽然已经被剪断了脐带，可是宗教投射的阴影仍在内心游移。所以，他们还不时地重返宗教，求得一种宁静与悔过，也许人们因对宗教的有形形式——例如教会——产生厌倦，进而怀疑宗教自身。不管怎样，宗教感仿佛就是人的一种天性，一旦失去，莫名的忧郁就会流连不去。
在忧郁中，彼特拉克四处飘泊，无一固定的住所。只有在古代典籍中寻找心灵的慰藉。1374年7月18日，在一个名叫阿克瓦的小镇，夏夜的天幕垂临以后，彼特拉克伏在维吉尔的书稿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尽管教会势力出于仇恨，将他暴尸示众，而阿克瓦的人们出于对诗人的敬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安葬了他。现在的阿克瓦城至今仍保留着彼特拉克的故居以及墓冢。
四、薄伽丘
1330年前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维吉尔坟墓前，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大学的年轻的法科大学生发下了誓言：毕生从事文学创作。我们在这里遇见了献身的一种形式。若干世纪以后，在巴黎卡西尼街——这是巴黎那些充斥着刺鼻的寒酸气的街道之一——一个黯淡的阁楼上，当年轻而又默默无闻的奥瑙利·巴尔扎克在一座拿破仑石膏像的像座上写下“Ceu’il n’a pas pu achever par Lépé，je t’acplirai Par la Plume”（吾皇以剑所征服者，吾将以笔征服之）的誓言的时候，也是基于同样一种献身精神，这是对于荣誉的渴求，是意志力的凝聚。
这位年轻的法科大学生若干年后成了佛罗伦萨的骄傲。当然，真实的奋斗并非轻而易举；在最初的誓言与最后的桂冠之间，布满荆棘、叹息以及始终如一的献身。
在基督教的眼中，乔万尼·薄伽丘（Giovanai Boccacio）是带着罪孽的痕迹降临人世的。1312年，一个在巴黎做买卖的
佛罗伦萨富商邂逅了一个法国女人，不久他们就同居了，薄伽丘就是这桩没有受到天主祝福过的婚姻的产物。也许天主不仅没有祝福他们，反倒降下了一道诅咒。法国女人不久以后就死去了，没有给薄伽丘留下任何印象。这是1313年。不久以后，父亲把他带回佛罗伦萨，交由继母抚养。
这样一个奇特的家庭肯定会在幼小的心里投下阴影。他的继母对他非常苛刻，他的父亲对他也很严厉。家庭生活毫无乐趣，缺乏温暖，就象一座孤寂的空宅子似的。不过，当时，他的父亲的生意颇为成功，家境富裕，使薄伽丘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乔万尼·达·斯特拉得，当时佛罗伦萨的一名著名学者。薄伽丘的文学之缘便从此结下了。
可是，他的商人父亲并不觉得文学是个什么正当的行业。文学，在那个时代，并不象后来的时代那样带上许多非文学的功利色彩，它是纯粹的荣誉的象征，是文字赋予的不朽之物。刚满十四岁，薄伽丘就被送到巴黎一家商店当学徒。几年以后，父亲要他跟随自己经商，给他当推销员。这对内心只有一个神祗——文学——的小薄伽丘而言，真是苦不堪言。很快，他的父亲就抱怨他：“你这个小淘气，买的书要比卖的货多得多”。要是这位商人能预见他是在为一项利润大得惊人的事业投资时，他大概会大吃一惊。正是他的伟大的儿子，一个私生子，使他这个本来如过眼烟云般的富商，名留千古。
经商不成，他的父亲于是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不能不说这位严厉的父是位尽职的父亲。可是，枯燥僵死的法律条文，正如精打细算的商业一样，对于一个富于创造冲动的灵魂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他在那不勒斯呆了数年，没有背熟多少法律条文，倒是读了成堆成堆的古典名著。同时，这位从小缺乏爱抚的青年，也陶醉在自然的情欲之中，一度放荡不羁。
正象但丁之于贝雅特里齐·彼特拉克之于劳拉，薄伽丘也遇着了一束“小小的火焰”。但和前面两位徘徊在自然情欲与宗教感的光与影之间的诗人不同，薄伽匠是肉感的。他对“小小的火焰”（《十日谈》中的“菲亚美达”，也即薄伽丘的心上人玛丽娅）的描写没有丝毫的藏藏掖掖的罪感成分：
菲亚美达长着一头金黄的卷发，一
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象百合花般洁白，腮帮上泛着玫瑰色。一对眼睛象鹰眼一样明亮，两瓣嘴唇有如两颗红宝石。
除了“鹰眼”这个明喻让人觉得有些可怕外，这幅色彩绚丽的头像倒真象是出自一位写实主义作家的手笔。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被“金黄”、“洁白”、“细腻”、“玫瑰色”等质感很强的词汇裹住，显得有血有肉。她唤起的不是一种神性，而是一种地道的人性。这与但丁的冰清玉洁的天使不同，那是一个罩着圣光的影子，正和教堂里棕色调的圣母画像一样；也和彼特拉克的不肯揭开面纱的“忍心的美人”不同，这里，“面纱”恰恰成了罪感的一个象征。这和十九世纪的一位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黑面纱”之象征具有互为映衬的效果，这位常受宗教神秘主义缠挠的作家喟然叹道：“每一张脸上都有一面黑纱！”“大地也有自己的黑纱！”这是该隐的痕迹。
薄伽丘却想把“大地”的黑纱揭去，泄出绚丽的色彩。他的“菲亚美达”是个凡俗的女子，一个热情奔放的女子，一个可以喊出“爱情万岁！”的女子。当然，这绝对不会是一桩不结果实的爱情。
据薄伽丘自述，一天，他在圣罗棱索教堂 （又是教堂！这和他的朋友彼特拉克何其相似！——也许，那时，教堂才是男女青年得以接近的唯一一个公共场所），遇见了玛丽娅，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很快结为情侣。她是那位开明的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私生女（也是私生女！），已经结婚。这段在教堂的穹形天顶下开始的热烈的情爱给薄伽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最初映射在他在1336年到1338年间创作的《菲洛哥洛》这部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里。
《菲洛哥洛》写的是一段爱情奇缘，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与一个异教青年的浪漫故事。当然，“异教徒”这样一个形象对基督教世界来说，首先就意味着障碍。这个浪漫故事的全部戏剧性正是围绕着这一信仰的障碍展开的，也可以说，有了这重障碍，《菲洛哥洛》就有了戏剧性。这一主题后来被许多作品延用，最著名的也许是夏多布里昂爵士的 《阿达拉》，里面竟有这么一句：“一个神在阻止我猛烈的感情奔流，我有时真希望这个神给消灭掉，在上帝和整个世界毁灭的时候，让你紧紧地搂着我，一道掉进无底的深渊中去。”阿达拉的这种激情发生在十九世纪宗教重建的时刻，她最终是在“希望”中死在爱人的怀抱里，她没有“掉进无底的深渊中去”，她在最后一刻否定了自己的情欲从而救赎了自己。宗教重建时期的爱情显然多么不自然啊！信仰的障碍只在幻想中才被突破，而在薄伽丘笔下，信仰的障碍正象一张床帷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撩开。这里可以看出人性的一个悖论：当中世纪过分压抑自然情爱的时候，文艺复兴时代几乎是以纵情甚至纵欲作为反抗，而后来的时代恐惧于上个时代的放纵的热情，提倡宗教精神。
《菲洛哥洛》虽是骑士文学的浮华文体的一个精致的模仿，可从中也能看出薄伽丘的才华。在这之后，他又写了一部“史诗”《苔塞伊达》，仍是歌咏他的“菲亚美达”的。这部缺乏宏伟气魄以及庄严韵调的“史诗”，结构框架非常陈旧。两个骑士，一位美女，——不用多说，单有这些，故事的轮廓读者也就明了于心了。这部“史诗”还显示了这位年轻诗人的一个弱点，即对“诗的艺术”并无特别的天份。当他读了彼特拉克的韵色优美的抒情诗后，羞愧之下，差点将这部描绘“小小的火焰”的史诗付之一炬。
不过，这些最初的作品已显示出这位诗人操纵故事的天才。他是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而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这个时候他还未能发现自己的特点；在这之后，仍一意于诗的写作，有牧歌《爱米多》、诗歌《爱情的幻影》等等。
1340年，老薄伽丘的商行猝然破产，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遭此不幸的老薄伽丘召回远在那不勒斯纵情于诗情和爱情的儿子，帮助料理家务。生活拮据，昔日的奢华已成浮影，全家开始简朴度日。尽管一意撙节，家境仍然每况愈下。况且，那时的佛罗伦萨还是政治动荡的风口。已经文名初显并且声望日隆的薄伽丘，也参与了这个城邦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