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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以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惟一一座旧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围绕这一点，多尔衮一伙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气力，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如：一再宣称“天下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把自己的南侵说成是为汉人“复君父仇”的义举；优待明朝宗室，大批起用汉官（甚至连原来投靠魏忠贤的“阉党余孽”冯铨也保住了大学士的头衔并得到重用）；沿用明朝的政治机构、官员服饰、礼仪制度（这些后来虽然都作了修改，但更证明当初确实是笼络人心之必需）等等。顺治帝登基大典，一应程序和明朝皇帝的做派毫无二致，在天坛祭天时发表文告，说自己“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于是才“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俨然一个顺天应人的中国皇帝，虽然其时他不过六岁。既然想通过表现对前朝的同情和模仿，来从情感和法理的角度取得稳固政权的效果，当初定都北京也就势在必然。至于此后是否还有必要南迁，却不容多尔衮多作考虑了，他在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必须集中精力对付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制定治国方略，指挥未了的战事，所有这一切尚未完全就绪，他就死了。这以后，都城南迁再没有提起过，绝大多数满洲亲贵想必和蒙古人一样，也“怕热”。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但由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江南，北京大规模、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其员属的奢靡生活，费用是要靠南方百姓的钱粮赋税来支付的。这情况不能说很正常，但好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矛盾也就不太突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沿海一带工商经济逐渐繁荣，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京师远离发达地区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疑虑，于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了迁都上海的建议。后来，这个建议和“百日维新”一起夭折了。“康圣人”定都于上海的宏图无疑是受了彼得大帝的启发，但却有生搬硬套之嫌。时代不同了，国情也大不一样，1860年北京的部分沦陷于英法联军就是吃了离海口太近的亏，如果当时（1898年）真的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两年之后北京再度沦陷的惨剧就会落在上海头上。当然，实行了“新政”的清政府或许不会酿成庚子之乱那样一场大祸，而且，也无法想像上海城里会出现蝗群一样的拳民在十里洋场横行无忌的情景。江浙一带闹不起义和团，没有那个社会环境，只有在相对更为贫穷和愚昧的直隶、山东，才会有那么多饥民、流民被蛊惑、被网罗到“队伍上去”，也只有保守和愚昧相去无几的北京才会把他们接进城去，好吃好喝地当大爷供着，并且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城里杀人越货。
如果从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算起，北京作为帝都，为时大约八百年（扣除掉辽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八百年间，除去朱棣1421年北迁以后的明朝二百年天下，其余六百年全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廷，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择都的理由：要统治中原，原来的政治中心必须南移，但又不能远离故土深入汉区腹地——不安全，也不习惯。今天，除非我们确认汉族近千年来不断沦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否则我们就只有承认北京之成为历史最长久的帝都实在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重合（当然，这一系列偶然性还应该包括朱棣的“靖难”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及其党人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个决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清廷尚未退位，北京进不去；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出于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恢复汉人天下，则放弃旧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偏遇着个一代枭雄袁世凯，挟清室以自重，决不同意南下就职，于是，北京又成了国都。直到1928年，北伐军进了城，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才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尽管已经改名叫北平，北京作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1930年春天，阎锡山串联冯玉祥、李宗仁，三方携手共同反蒋，开始了战线绵延数千里、历时七个月、死伤三十万人的中原大战，其间，他们邀集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受到排斥的改组派（汪精卫为首）和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兼三军总司令，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从3月直到11月阎、冯、李战败的半年时间里，北京冠盖云集，俨然又成了中国的另一个首都。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新老汉奸齐集北平，积极筹划，于当年十二月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虽然是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班子，但他们自己还是折腾得很起劲的，直到1940年3月被并入了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伙人自恃当汉奸的资格更老，而且原本和汪记政府的人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对南京方面并不买账。日本人当然也乐于利用这一点，北方伪政权从未由汪精卫统一过政令军令，北京当时就是傀儡国中的傀儡国的“首都”。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建国定都问题自然也在紧张拟议之中。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尚未解放，而北方地区具有都城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又未遭战火破坏者，惟有北京。当中共中央尚未进入北京之前，大批的“民主人士”已经从香港经海路先行到达北京。这批人多年来积极反蒋，因此对建国定都一类事热情甚高，那年月，“民主人士”大都很“左”（从当年批判梁漱溟时气愤填膺的表现可以想见），他们不但要改国名，而且也必然主张放弃旧都，以示新的气象。而且，北方有大片的“老区”，已经完成了土改，刚刚分得土地和浮财的农民拥护新政权的“觉悟甚高”，因而建都的“群众思想基础”远胜于南方。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北方的主要邻国是苏联及其控制下的蒙古，数千公里边境的安全有可靠保证（当然，那时没有人能预见日后会出现珍宝岛战事这一类变数）。总之，1949年定都北京理由充分，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可能成立。
但是，和历史上每一次北京被定为首都一样，“充分的理由”都不外是当时政治形势所提出的特定要求，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设或“时间”和“形势”不是那样巧妙的配合，这些“特定要求”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就北京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而言，其基本特点终究决定它不可能产生一种由经济的自发要求而形成的发展动能。换句话说，脱离了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前提，偏处一隅、远离较发达地区的北京，就无由承担八百年古都这一重要的历史角色。当然，经济落后的状况也是可以改变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北京的变化就是证明。五十年来，北京的发展之迅猛，为世人所共睹，经济总量且不说，光是市区面积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个长期以来纯属政治中心的消费性都市，竟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北京的这种在城市分工上的角色变化，理所当然地使天津的地位尴尬起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天津就和上海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最大的商埠，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首先是在传统产业方面被北京一赶二超抛在了后面，然后随着这二十年北京在金融、信息、高科技等行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天津虽然也在努力，差距却越拉越大，向称“华北最大的工商都会”，现在的总产值还不如苏州等一些南方的中小城市。这种局面的形成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津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城市功能大部分被北京取代了。北京的这种“大而全”当然是人为意志通过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因为巨大的投资成本显然不符合市场法则的要求。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大型的钢铁、石油化工、纺织等行业都是耗水大户，而北京地区的水资源早已不像忽必烈时代那样充足，过分膨胀的人口生活用水的需求就已经使它不堪重负，哪里还承受得了这么些大型现代企业的消耗！十多年前，专家们已经就北京超采地下水的问题提出了警告，当时还有某位国家领导人说过“水的问题解决不好，真要考虑迁都”之类的话。这些年，成片成片的住宅区、厂房区已经盖到了四环、五环以外，海淀区还正在红红火火地建设“中国硅谷”。如此大规模的基建，不可能不牵涉环境问题吧，但除了听到有些人在抱怨沙尘暴讨厌之外，水的问题似乎没怎么提起过，当然不会是眼下已经得到了解决，想必是对未来胸有成竹！总投资额超过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开工在即，不久的将来，取之不尽的长江水就会滔滔不绝地流向华北干涸的大地，不过，又听说南方的水资源也并不丰富，专家们已经在测算根据市场规则，北方各省应该支付给南方多少费用。我总疑心这个账不容易算清，水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一平二调”固然不行，物有所值的分寸却也不好拿捏，而且，国家的高额投资又该怎么摊派，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当然都是我在瞎操心，何况文章题目本是“史话”，喋喋不休于类似“预言”的内容，实在不很相宜，不如就此打住！
说“饭局”、“片子”兼及其他
——历代竹枝词整理札记
？ 王子今
自唐代诗人注意到竹枝词这种民间歌咏形式，并且开始采集仿作之后，骚客文人多利用这一诗体记录土风，表抒乡情。竹枝词，于是可以看做民俗生活的画卷，可以看做乡土风貌的写真。由于竹枝词作者往往有意回避奥雅，多注重借用民间俚言俗语抒情寄意，许多竹枝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