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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竹枝词·后竹枝词》也有“苏州大姊眼如波，山上娘姨情更多”句。然而以“小姐”相称似乎更为普遍，如辰桥《申江百咏》卷下写到：“满头珠翠倍争妍，裘服红裙富贵仙。舆到顶门名刺递，传云小姐贺新年。”作者自注：“妓惟书寓称‘先生’，余俱称‘小姐’。”
同样属于晚清诗作，署名得硕亭的《草珠一串》，其《时尚》题下有八首竹枝词，其三写道：“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闲谈不说《红楼梦》”句下作者自注：“此书脍炙人口。”又“做阔全凭鸦片烟”句下有注文：“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从过去成为社会价值取向大趋势的所谓“阔”，到现今流行的以为无比荣显的所谓“酷”，两种追求之间的差异，也许体现出历史的某种进步，然而我们通过“阔”和“酷”的相近之处，似乎也可以看到社会心理倾向的共同的虚华的一面。
《草珠一串》的作者在“总结”题下有句云：“时尚土风朝暮改，年年沧海变桑田。”人们对“时尚土风”的变化有沧桑感叹，民俗语汇也是同样。而本文所讨论的若干民俗语汇在休眠多年之后又得以复活的情形，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确实值得社会史学者注意。
清末民初竹枝词中透露的其他语言现象，也有反映民俗风貌而有社会史料价值的。如罗汉《汉口竹枝词》第十八首《长兴如寿等里》描述属法租界管辖的“咸水妹”聚居区的景况：“别开香径去寻芳，入座娇声唤失当。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近年来，广东以外的若干区域社会似乎也出现了“人人都学广东腔”的情形，当然其背景与《汉口竹枝词》中记述的现象是不同的。
还有一种语言现象不妨也在这里提及。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语言，其形式是遍布街头墙角的招贴。《春申浦竹枝词》写道：“毒门招纸满墙边，功效果然半日痊。轻粉恐教侵入骨，他年枉自哭苍天。”原注：“所有招纸，阳为治病，实售春药、堕胎之类。”这是一种形式，还有另外的情形。如收入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13〕的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三有《疡医》篇，其中写道：“杨梅疮毒痛如何，标贴专药到处多。方药纷纷谁最效，有缘始得遇华佗。”又如朱梅溪《周浦油车巷竹枝词》中《医寓》题下也可以看到：“郎中招纸满墙头，另有新奇注意否。包看人家花柳病，少年夫妇两无忧。”〔14〕这种广告语言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今天也得以复活的情形，同样是众所周知的。
注释：
〔1〕又如颐安主人在另一种竹枝词《沪江商业市景词》中《翻译员》一首写道：“学堂到处设纷纷，谁是精通各国文。独有译员升最捷，中西交涉赖多闻。”
〔2〕类似情形又见于吴仰贤《洋泾竹枝词》：“帆影交梭海上寒，转输百货走长安。昨宵电报来申浦，十船奇珍过荷兰。”作者自注：“夷人能以地线引声，隔数千里可问答响应，名‘电报’。”
〔3〕其诗曰：“丧仪喜事及良辰，乐户安排鼓吹新。酒席一般同贵客，上流口腹下流人。”说“乐户”属于下九流人等，却能享受“上流”“贵客”待遇。这里转其意而用之。
〔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07页。
〔5〕〔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卷第16、16页。
〔7〕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6页。
〔8〕《陈伯玉文集》卷二。
〔9〕《钱考功集》卷八。又宋梅尧臣《嘲》诗：“不杀鸡为具，堪题凤向人。”（《宛陵先生集》卷四一）明·唐顺之《养病道院忽张君见访不值奉寄》诗：“偶随道侣学禽戏，忽枉高人题凤还。”（《荆川先生文集》卷三）
〔10〕《李太白集注》卷一五。
〔11〕与此相对应的，是“同志”称谓的贬值。
〔12〕周振鹤先生笺释：“密四，miss。密虽missy（或作mississy），即mistress。
〔13〕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顾氏整理竹枝词的成果，又有《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4〕叶仲钧《上海鳞爪竹枝词》中第九十七，《名人与花柳》的内容也与这一现象有关：“疡医自许擅青囊，多少名人作捧场。彼辈若无花柳病，缘何介绍与称扬。”
“接班人”的忧思和痛切
——毛泽东与《三垂冈》诗的感情共鸣探秘
？ 彭明道
一
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之类的出版物，都提到过他曾对五代史中“后唐灭梁”的史实很感兴趣，并对光绪戊戌年湖南思贤书局校本《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这一段，做过圈点批注。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说到毛在读《五代史·庄宗纪》时，“突然想起有一首后唐庄宗打的三垂冈战役的诗”，但记不清作者是谁，“就写了张条子，让秘书田家英查一下”〔1〕。在同是陈晋主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我们读到了这张“条子”，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导：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的这幅手迹，由北京出版社收入了《毛泽东手书墨迹选》（中央档案馆编，1993年版）。该书收入毛氏手书墨迹较全，光是抄录的诗词文赋和楹联，就有230多幅。诗词从屈原、宋玉直至晚清的林则徐、康有为的作品都有，比较广博（其中甚至还有“上大人，孔夫子”、“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人手口，刀牛羊”以及“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随意之作）。这幅《三垂冈》，是书写在十行纸上，无题，也无款。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上看，应属毛泽东的力作。笔者赏玩再三，觉得似乎不像上述那张“条子”所附的那个原件，可能是他另有所感所书。
杨子才先生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论述这幅墨宝。杨文说：“毛泽东所以把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写成一幅如此精美的书法作品，是因为其中有‘三奇’，即奇山、奇战、奇诗。”杨文对于读者欣赏和理解这幅书法作品，很有帮助。但据笔者研究，当年毛泽东之所以想起、追寻和书写这首诗，似乎另有深意焉。
二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的准确时间，是写于1964年12月29日。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干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时，他正在经历一场“斗争”，他在生气，他很烦恼。烦恼中有一种莫明的忧伤，甚至是痛切。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三垂冈》诗。诗中的句子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他写了那张“条子”，叫田家英查一查诗的作者。田是他的秘书，也是晚辈，而在这里他却称田为“同导”。这在毛泽东的通信之类的文牍中，好像是绝无仅有的。这恰好是他心境纷烦的写照。
纷烦何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的史实。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大概就在人大会议开幕前不久，毛泽东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一下“社教问题”，即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准确时间，是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即早于“人大”开始，晚于“人大”收场。在“人大”会议期间，党内又同时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开得比“人大”的时间还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研究《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加深了。这使毛泽东对由他亲自选定、并已经得以全党确认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接班人”问题就在这时，忽然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愠怒，甚至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切。
在党内，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其实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就确定了。虽然在七大选举中刘的得票排名第三（排一、二者是毛泽东、朱德），但从这时开始，协助毛处理党务，在特殊情况下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的，都是刘少奇。1945年8月毛赴重庆谈判，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则受命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当时毛曾通告全体中委，如有意外，就由刘为首的“工委”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毛在出访苏联和生病时，都是由刘主持中央工作。刘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从1945年起直到1955年由邓小平接替（此时，党中央已设书记处，原中央秘书长改为总书记），达十年之久。1958年底，毛泽东提出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辞去政府职务。于是，在1959年4月20日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国家主席〔2〕。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曾多次受到毛的“接见”。尤其是中秋节那天，毛在武汉的东湖客舍又一次会见蒙哥马利。他们交谈的问题很多，也很融洽。当蒙哥马利问到毛的健康状况时，毛幽默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毛当时68岁——彭注），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对毛的幽默大惑不解，于是他就直爽地问到了毛的“接班人”问题。当时，毛肯定而爽快地回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我死后，就是他。”〔3〕
同样意思的话，在1957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过。
可是，自从毛泽东发动那场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产生了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理论不断推向高峰，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也在不断地加深扩大。
众所周知，“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从“全民打麻雀”开始，毛似乎找到了一种写诗一般的“灵感”和“激情”。他觉得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不断地搞群众运动，就能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