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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录学的常识。我好歹也吃了几十年的编辑饭，这一点经验还是有的，如果这一本“全书”当真拿给我“审读”了，我不会不把《华盖集续编》这书名添上去的吧。
既然我并不曾“审读”其中任何一本的“全书”，为什么“出版说明”中又要给我加上“全书经朱正审读”这样的荣誉呢？这就得讲一讲我和这一部书的关系了。
好几年以前，一天，王得后兄对我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新的《鲁迅全集》，邀我参加。得后兄来邀的大面子是不能推辞的，再说，我一直赞成多出几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好让读者比较选购，就答应了。不久即应邀到了杭州，住在之江度假村。这可说是一次盛会。我记得葛兆光先生、陈平原先生和后来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钱谷融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都到会了。出版社的负责人黄育海先生（副社长或副总编辑）主持，谈了他策划这一部书的意图、已进行的前期工作等等。会上还讨论了分工、进度、体例之类。这期间，黄育海先生和得后兄都同我谈过，要我担任主编。我立刻推辞了，只答应承担一卷，即《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对做这两本比较有把握。
我推辞当主编，并不是出于谦逊，认为自己没有这本事，而是因为深知这主编有多大的工作量。当时我还有别的书要写，不愿把太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给编一本，也对得起朋友了。再说，我也明白，我即使想要过当主编的瘾，这主编也是不好当的。当导演的都是自己选用演员，当主编的也得自己组织队伍。我在到达之江度假村之前，除了同机飞来的王得后、陈琼芝等几位老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们找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些什么人。在会议室坐定一看，熟面孔少，生面孔多。我在“鲁研界”的熟人不少，可是这次见到的有几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同他们没有共事的经历，无法预料他们工作的情况将会是怎样，关系的亲疏都还是次要的。总之，这主编说什么也不能当。因为我的坚辞，主编这话就不再提了。
虽不当主编，在讨论中，我还是把自己对新版《鲁迅全集》的种种考虑贡献了出来。现在出版的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的编法，即将鲁迅本人编定的杂文集按初版编入，而将别人编的集子和佚文一律按时间先后打乱重编，就是我在会上提出而经大家讨论采纳的。
当地报纸，记得好像是《钱江晚报》，报道了之江度假村的这个活动，报道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已在着手进行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一下子就招来了极大的阴力，详情就不必细说了。为了想缓解一下阻力，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某一期上，还发表了一组文章（座谈或笔谈？），我为这事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如《保护法律》，《论驴子的能量》等等。这许多文章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阻力并没有能够解除，我也就只好听之而已。
又过了若干月日，黄育海先生又邀集参与其事者聚会，地点记得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宾馆。除上次参加之江度假村聚会的人之外，还增加了一些人。这时他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了。他告诉大家，这选题已随着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转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了。经过努力争取，阻力已有所减弱。虽然新版《鲁迅全集》还是不让出，但允许出版一种《新版鲁迅杂文集》了，催促到会者迅速交稿。
我是按时交了稿。这十几年的饭算是没有白吃，自我感觉这一回的稿子比1981年版的《全集》第六卷，在校和注这两方面都似乎有所进步。可是交稿之后迟迟不见出书。为什么又耽误下来了呢？得后兄告诉我：稿子收齐了，可是质量很不整齐，有些做得很草率。我说，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的退去重作嘛！得后说，退去重作也不解决问题，我已经跟黄育海说了，现在的办法只有去找朱正，请他修改一遍。我想，如果不是有一只脚已经陷进去了，我是不会同意下水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把其他各本都弄到可以出版的程度，我自己弄完了的那一本也就出不来，就只好答应了。
我不知道黄育海先生是否还考虑过别的办法。总之，某一天，他率领社里陈巧丽、李宁二位编辑飞抵长沙，光临寒舍。他们带来了一大包校样，要我改完一本即以特快专递寄还一本。事后发现，这种程序是考虑不周的。因为只拿来一份校样，改过立即寄还，我手边即无校样了，想要参看一下以前的修改，以相衔接，也无法办到。因此而造成的遗憾，下面再细说。
前面说过，我是一直赞成出版一种以上的《鲁迅全集》的，心想正利用这机会来证明多种版本比一种版本更好吧。我有充足的信心，就凭自己多年的积累，完全有把握弄出一个比现有本子要好些的本子来。于是我就动手来做了。
我把这校样粗粗一看，发觉毛病确实不少，大量的注条是照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有些是连人文版的误注也照抄了。这其实是最不合算的事情，打起版权官司来，是连抵赖的可能都没有的。有些注条注意和人文版拉开了距离，可是还不如人家注得好。校样上的新注可以错到什么程度，这里且举一例。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讲了一件事：小说的最后一章“大团圆”，是当孙伏园不在北京，由临时代他工作的何作霖君发稿的。对于这里出现的何作霖这人名，人文版《全集》有注：“（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⑶384）〔1〕这位何君与鲁迅的关系就只这么多，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物，《鲁迅全集》注了这些，也就够了。假如去查北京大学早年的同学录，或者可以查出他的生年罢，我看也不必去费这个事了。可是，在拿给我看的校样中，何作霖的姓名之后注出了生卒年，接着还有一百字以上的介绍。骤看真令我大喜过望，可是一细看，就不能不叫苦了：籍贯变成了河北蠡县人，说他是一位地质学家，介绍了他在矿物岩石学方面的成就，就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他做过报纸编辑的事。原来，这条新注的作者是把《辞海》内一个同姓名者的辞条照抄过来了。其实并不难判断这是两人同名，不看别的，就看生卒年：1900—1967，《晨报》发表《阿Q正传》那时，他才二十一二岁，想必正在上大学吧。我只好将这条误注删去，另注了（华326）。因为我把改过的校样都退回去了，举不出太多的实例，在书稿档案中保存的这份校样，原来诸如此类的错误是不少的。
套用托尔斯泰的警句：正确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而错误的答案却可以有无数个的。送给我看的校样中各式各样的误注，包括照抄人文版的误注，还真不少。于是我就同《阿Q正传》里的那个王胡一样，在破衣里寻虱子，一个一个捉出来，咬死。
对于这份校样上的注释，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错，一是增补。先举一点改错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蔡锷云南起义反袁，这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袁）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⑴217）所叙事件、时间颠倒错乱，即改为：“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接受帝位，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蔡锷“潜赴昆明组织护国军，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讨袁”（坟178），加上两个具体日期，理清了先后的关系。
《两地书》（六○）中有一句：“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仗”（⑾170），人文版《全集》于此设注：
卢永祥 原信作卢香亭。卢香亭，河北河间人，曾任孙传芳部陆军第二师师长。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北洋军阀，曾任浙江督军、江苏督办等。按当时他们均未与陈仪开仗，或为传闻失实。（⑾171）
此注与事实不符，我改为：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一九二四年九月被齐燮元、孙传芳击败，逃亡日本。十二月，段祺瑞任命他为苏皖宣抚使，几个月之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从此即实际脱离政治舞台。当时陈仪是与卢香亭作战。卢香亭，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孙传芳手下的浙江总司令。鲁迅原信写的正是卢香亭，编为《两地书》时误写为卢永祥了。（坟507）
《无声的中国》这讲演中有一句：“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⑷11）人文版《全集》注浙江打仗没有注错，注陕西打仗却注错了。原注说是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⑷16）。我即据史实将它改为：指“陕西战场国民联军和镇嵩军的战争”（三8）。
《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谈到清末开学校、废读经的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开学校，废读经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⑶145）
当然，所有这些新政都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可是大家都知道，“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那些上谕，政变之后都失效了。这条注文应该指出的，是什么时候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改变。因此，我把这条注改为：
开学校，废读经 一九○二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开始办学堂；一九○五年清廷下诏停科举，从此废止读经。（华117）
《古书与白话》这篇，是鲁迅看到有人推崇吴稚晖的文章而作的，借此评论吴稚晖其人其文，其中有这样几句：“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人，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赖的罢……”（⑶214）人文版《全集》对“下意识”是这样注的：
“下意识” 章士钊在《再答吴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⑶215）
这是一条与正文衔接不上的注释。这里需要注的，不是“下意识”一词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辞海》之类的工具书里都容易查出的。这里需要注的，是鲁迅为什么在这里用上“下意识”一语。事实是：鲁迅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刚刚看到两天前才出版的《现代评论》上面陈西滢一篇赞誉吴稚晖的《闲话》，就顺手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于是我另作一注：
“下意识”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他自己（指吴稚晖）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