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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官、仿钩、仿龙泉古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烧
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这时还能有把握地掌握“窑变”釉色，“窑
变”的烧成起先是在胎上蘸涂不同釉色，然后入窑，任其变化而成的。清代
既能掌握还原焰技术，又能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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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釉药中，并把金属铜转化为胶体状态，而烧成色调别致的“窑变”釉色。
这是清代制瓷技术的重大进步。彩瓷一般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先在
胎胚上画好花纹图案，然后上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了
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著名的“青花”瓷就
是釉下彩的一种。“青花”瓷，名为青花，实际上是蓝色，明清时青花瓷器
已很盛行。能准确配制釉药和掌握好火焰性质与火候，而烧出精致的彩瓷，
是制瓷工艺成熟的一个标志。清代的素三彩、五彩和粉彩、珐琅彩名闻中外。
粉彩和珐琅彩都属釉上彩。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
上铅粉制成的，主要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时釉面呈现不同的色
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珐琅彩的制法
基本上和粉彩相同，在瓷胎上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胎质、形态、款式、
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2）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康熙爱好自然科学，当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时候，态度积极，先后学习过
几何、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并利用耶稣会士在科技方面的长处，进
行了全国地图的测绘。
康熙亲自领导完成的中国全图的测绘，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测绘学史上
前所未有的创举。这项创举，康熙自己说是花费了“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克
告成。”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的，由法国
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1668—1720年）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
后测北直隶 （今河北省），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1711年，康熙命
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广西、四川、云南）、
西北 （至新疆哈密）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竣事。西藏地区是康熙特
派两名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前去测绘的。康熙五十七年，一
份具有相当水平的 《皇舆全图》绘成。
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图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命刘统勋、何国宗等人
前往测量绘制的，1761年完成《西域图志》。乾隆又令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
《皇舆全图》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增订，全图完成后，曾制成铜版104块，这
就是13排的《乾隆内府舆图》，范围比康熙绘制的全图为大，北至北冰洋，
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可以说是一幅亚洲大陆地图。
康熙年间开始的测图工作，主要进行的是大规模的三角测量，测定全国
三角网，然后把各地已有的详图和考察了解的情况附著上去。而经纬度测量，
由于当时天文测量的方法和仪器的限制，不易多测，也不易测得精确，特别
是经度测量更是如此。尽管这样，当时所测的经纬点共有630处之多。康熙
年间的测绘，有两件事在测绘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尺度的规定。
康熙为了统一在测量中使用的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
里1800尺，因此每尺的长度就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
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第二，是发现经线1度的长距不等。1702年，
实测过中经线上由霸州到交河的直线长度。1710年，又在满洲地区实测北纬
41度到47度间每度的直线距离。这些测量得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
距离越长的结论。这些数据都证实了牛顿的地球扁圆说，这在世界科学史上
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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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近代科技的落伍
明代中后期，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传教士也带入了先进的西方科
学技术，但在中国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近代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高度发达
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却没有继续发展为近代科学呢？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反
而落伍呢？
近代科学发展史表明，近代科学的发展至少需要三种基本因素：社会张
力、文化张力和科学张力。16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各国相继具备了这三种张
力，而中国却一直不具备这三种张力。
就社会张力而言，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民主
政体较为健全、对外交往较为频繁的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只有这种开放性的
社会结构才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张力。但是从明代中后期直到辛
亥革命为止，中国始终未能形成这种社会结构。从经济方西看，虽然资本主
义萌芽的出现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萌动，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的中国并
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重农抑商的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重农抑
商的政策使得中国没有形成足以产生近代科学的经济动力。从政治方面看，
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均以社会革命为先导，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等，这些都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扫除了社会障碍；而在
中国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宗族制的专制统治，这种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完全由
帝王视其需要和爱好而定，不可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稳定的政治
张力。从对外关系上看，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明代中后期以后，尽管
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比较开放，但却长时期禁止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这种闭
关锁国政策，也使中国失去了足以产生近代科学所必须的国际科学交流的条
件。
就文化张力而言，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一个由相适应的教育、哲学和宗
教等因素构成的开放性的文化结构，因为只有这种开放性的文化结构才能对
近代科学的产主和发展产生张力，但是从明代中后期直至辛亥革命，中国始
终未能形成这种结构。从教育上看，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教育的集中
体现，但是受重视的只是进士科，明算科并不受重视，在这种僵化的科举制
下，大批人才皓首于穷经读史之中，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会试中，来
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不但不能像西方近代大学教育那样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
展产生张力，而且从根本上破坏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必须的人才资源。
从哲学上看，西方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哲学
与科学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的张力作用；而在近代中国，儒家思想仍占绝对
统治地位，哲学宗旨是修身，对自然科学都不甚了了，只是对其伦理学说和
社会学说进行一些哲学论证，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饱读经史的“儒
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
道”，这种缺乏自然观的哲学，不可能像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
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的思辨主义那样对近代科学产生一定的张力。从
宗教上看，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纪后期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神学自然观，尽
管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所依据的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和盖仑学说是错误的，但
它却能从肯定与否定两方面对近代科学的孕育和革命产生张力，近代科学革
命兴起后，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已被证伪，但基督教为自身利益仍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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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造和利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道、佛
三教，除道教曾对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炼丹术产生过某些作用外，儒、佛都
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关。所以明清时期，没有一种可以像基督教那样能对近代
科学的产生具有否定性张力的宗教。
就科学张力而言，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有一个由自然科学、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等不同的科学层次构成的开放性的科学结构，因为只有
这种开放性的科学结构才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内在张力。在西
方，古希腊科学结构中已初具这种结构的原始胚胎，到了中世纪后期，当古
希腊科学逐渐复兴时，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科学结构也随之逐渐复兴，所以
近代科学能在这一结构的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推动中获得其产生
和发展的内在张力；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结构是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为两
大主干的实用科学技术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自然哲学、基础科学和技术科
学基本上是空白的，所以它在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之间没有能够形成循
环发展的机制与张力，也正因为此，中国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塞式风箱这
种近代蒸汽机的活塞式汽缸所借鉴的主要技术构件，却由于缺乏有关蒸汽压
力、大气压力和真空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基础研究，所以一直未能发明
出推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
上面指出的是科学本身发展所应具有的基本条件。从客观条件上来说，
由于清初屡兴文字狱，人们的学术和思想研究受到极大限制，迫使学者们多
去选择考证古典文献这条保险的道路，加上政府的控制和笼络，考证学就大
为兴盛起来，并在乾嘉时期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被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
派在古典文献的考证方面作出的成绩确实非常出色，但考证学派风靡一时，
这种倾向使得学术风气流于繁琐，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规律的
探讨研究，从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
概论》一书中，曾把清代的古典文献研究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认为二者有
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热衷于研究古典文献来看，二者是相似的。但
从对自然科学的革命产生的影响来看，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出了
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潮、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
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清代的考证学
派是由于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到古籍的整理方
面，对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
但却造成学术文化以至科学技术与欧洲相比较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有一
则笑话说，中国古书竖排版，读者不知不觉在点头，似乎总在说“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