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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光圈中的凤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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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了。

  蓝色幕布经电脑处理,就变成各种背景画面,已在大部分节目中取代了实景,而且越来越复杂、精巧、逼真。那两把从新加坡买来的椅子还在用,旧了,转动起来吱吱嘎嘎作响,加点油还可以再用。我在节目中的“搭档”董嘉耀常说,这两把椅子起码已经给公司赚了几个亿的广告收入。桌子今天已经不用了,换成一块蓝色的木板——也给电脑“玩”掉了。

  2001年5月,《时事开讲》已做了差不多五百期了,凤凰安排我和阮次山、董嘉耀去了次北京,一是与记者见面,二是到清华大学办一场“开讲”。可见,开播不到两年的《时事开讲》,在观众当中已经有了一些影响。

  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知道了,抢在清华之前就接我们去参观,并给同学讲了一场。接着就是“今晚清华开讲”,这是我们走出演播室,直接面对观众开讲的第一次。学生的提问毫不含糊,集中在台海两岸及中美关系上面。此后,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到大学开讲,同师生交流,从中了解他们最关心什么,又如何思考那些问题。

  1999年《时事开讲》启播时,我就开始物色可以替代我的嘉宾,因为我还要出去采访,要休假,也可能生病,不可能天天都讲。第一个联系上的就是曾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何亮亮,我在报纸上看过他写的文章。通过同事陆珺珺拿到他的电话号码,也知道他已经离开《文汇报》,去了亚洲电视台的网站。第一、第二次上节目,他还有些生疏紧张,但谁不是呢?多几次就行了。接着,又找来了两个朋友:阮次山和杨锦麟。

  2001年凤凰资讯台开播,已多次上过《时事开讲》的何亮亮与阮次山,先后受聘成为评论员,连同我共为三人,凤凰也就有了专门的言论部,新闻评论节目从《时事开讲》一个,变成多元系列。评论员队伍此后逐年扩展,又有杨锦麟、石齐平、马鼎盛、马立诚(后回北京)、邱震海、梁文道、朱文晖等两岸三地的朋友陆续加入,也多是先当《时事开讲》嘉宾再正式“入伙”。2004年底我们拍过一张“全家福”,七个评论员加上《时事开讲》的“首席”主持人董家耀,可算是言论部人丁最兴旺的场面。

  现在凤凰卫视共有九名专职评论员,每天总共要做三四个小时直播或准直播(即以直播状态提前一两小时录制)新闻评论,每年广告收入两三个亿,可能是世界各电视台中仅有的。这还不包括主持评论节目的多位主持人,也不包括经常上我们节目的那一群嘉宾。可以说,在华文电子媒体的“第一解释权”争夺中,凤凰卫视已经构建了自己的特殊位置。对我们的最好评价是:“每有大事就想听听凤凰卫视那几个老头是怎么说的”。



年底凤凰也有“两会”

  每到年底,凤凰卫视的活动就会多起来,一般有两类。先是面向广告商和媒体的“演示会”,介绍来年我们会如何推陈出新。凤凰卫视不像别的一些电视台动不动就“改版”,而是每年都会推出几档新的节目,或者对老节目作些改变。开演示会就是向广告商推介新节目,报告未来一年的打算,并与客户进一步“巩固感情”。所以,台里每次都会安排若干主持人、评论员参加。

  2001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演示会,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位居大学造反派“五大领袖”之首的蒯大富,现在深圳经商。鲁豫将开新节目《鲁豫有约》,老蒯有意“应约”,还带来了当年的旧照片。但后来还是没有约成。

  有趣的是,我发现用老蒯做指标,可以把到场者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大吃一惊,那一定是文革的过来人;而我向另一些人介绍说“这位是蒯大富”时,几乎全无反应,那就是文革后才长大的“幸福一代”。我现在做《口述历史》节目时,就常常想起这个例子。

  接着演示会的,就是凤凰卫视自己的过节活动了,有洋有土,洋的是过圣诞节,土的是过春节。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是凤凰卫视的另一大股东,所以,每年圣诞节将临,我们都会参加他拥有的香港STAR TV 圣诞狂欢晚会,直到2005年凤凰开始自办。2001年12月中的晚会,在香港太平山顶举行,难得有这么多的凤凰同事一起开怀痛饮。除了要上夜班播报新闻的李慧、严力耕始终保持绝佳风度外,其余男女就显露出与平时很不一样的光芒,各有精彩。我用微醉的视觉拍下了狂欢时的“众生相”。


海若啊海若

  刘海若曾在台湾TVBS电视台主跑经济,还派驻过上海,到凤凰卫视后也主持经济节目,常问我要财经方面的资料。有时见不到她,我就把剪报丢进她的信箱格子里。一次她到台湾采访了高科技巨头“台积电”的张忠谋,没有适当的节目播出,我说可以放进《时事开讲》,我本来就想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她很高兴,还要了盘带子给张忠谋。她出事后,张忠谋夫妇特意写信慰问。

  我给海若拍照的机会不多,第一次就是2001年深圳凤凰春茗她登台唱歌。2002年2月,凤凰卫视在香港岛中环的旧中国银行大楼顶层“中国会”举行酒会,重点推介开播刚一年的资讯台,主持人之一的刘海若盛装出场。此后有一段时间,她晚上主播《时事直通车》,结束后回家要走上十来分钟。我录完《时事开讲》打车回家,正好可以带上她。一路上她常揉着小腿,抱怨穿了一整天的高跟鞋脚疼。

  5月10日傍晚,我在香港家中休息,电话响了,是台湾电视台TVBS的朋友林大法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英国有火车出事了,我说知道啊,电视上有报道。他又问,刘海若是不是在出事的火车上?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回事。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刘海若与她的好朋友,也是TVBS的旧同事巫佳静、林家欣一起到英国度假。刚刚,他们接到林家欣的男友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说林就在出事的火车上,已经遇难。刘海若和巫佳静如果同行,看来凶多吉少。他们希望通过凤凰卫视共同寻找。

  我马上打电话给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只有她最清楚所有主持人的行踪。果然,刘海若休假去了欧洲,她在香港的姐姐刚才也来电询问海若是否出事。我同沈蓓蓓马上作了分工:她立即把这件事报告香港总部,全力寻找海若的踪迹;我要尽快找到正在内地的“院长”王纪言或者老板刘长乐。还好,王纪言电话一响就接,他听我说了立刻紧张起来:“我会告诉老板,马上找人!”

  此后的几个小时,我不断同林大法、王尚智、沈蓓蓓打电话,互通最新消息。我还打电话给英国BBC的朋友,询问有关火车事故的救援进展。到了半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几乎带着一种绝望的感觉入睡。第二天我去上班时,四周是一种压抑下的安静。

  海若真了不起。谁会想到,只不过几个月,我们已经可以在电话里同她聊天了。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六大”期间,抽空到宣武医院看她。刚握上她的手,她就说“曹老师,你也来看我啦。外面很冷吗?”因为我的手比她的冷。这一刻,我知道海若一定能够康复。第二年3月北京开“两会”,我再去看她时,她已不再睡在病床上,而可以坐着写字了。

  关心海若的人实在太多,但有两个人给了她特别的关怀。一个是沈蓓蓓。海若苏醒之后,凤凰同事当中同她接触最多、给她帮助最多的就数沈蓓蓓了。海若在公众场合出现,沈蓓蓓常在旁边搀着她的手。2004年11月,海若参加香港乐施会的“毅行者”活动,沈蓓蓓与她一路同行,一路帮助她安定情绪,不要太兴奋,也不要累着。

  这次活动,凤凰由老板刘长乐和“院长”王纪言带领第二届中华小姐进入决赛的全体女孩,到现场为海若和所有“毅行者”打气加油。刘长乐还与海若结成一组,共同行走一段山路。他正是另一个给予海若特别关怀的人。

  我曾想过,如果不是在凤凰卫视,如果没有刘长乐,海若会怎么样?出事那两天,如果凤凰卫视没有尽全力寻找,如果晚半天一天才发现海若的下落,如果没有把凌锋医生及时送到伦敦,海若还救得回来么?这一切的背后,刘长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海若一天天在恢复,刘长乐仍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那样看护着,照料着。2004年4月,海若途经香港逗留几天,刘长乐就召集在香港的主持人,到尖沙咀同她一起唱卡拉OK。陈文茜和另一位台湾女立委李永萍晚上要回台北,也先来热闹一番。那晚兴致最高的,就是海若和刘长乐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凤凰东南飞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新加坡之行,以严肃的时事评论开始,以热辣的劲舞结束。起因是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与《联合早报》邀我们前去举办时事讲座,讲台海与亚太局势;这几年中,台海与中美关系乃中国各地观众最关心的事情,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如此。关心是因为担心,担心两岸会打仗。三十元新元一张入场券,听众居然坐满会场。

  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华人观众中广获好评,也想借势做几个专题,这次正好作《凤凰东南飞》之新加坡篇,就由董嘉耀来承担,还特邀新加坡电视台的漂亮女主持人陈秀丽小姐做他的搭档。镜头前两人配合默契,实际上对陈小姐压力不小。问题在于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喜欢临场发挥,一般都不需要稿子,陈小姐第一次“赤手空拳”上阵,开始时有点心中发慌,但很快就适应的,而且觉得有趣,于是就这样拍下去了。

  拍了新加坡的白天景象还要拍夜生活,我们联系了HARD ROCK 迪斯科舞厅。阮次山先生习惯早睡,我就和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一起前往,为那两位年轻人助兴,同时也在现场充当“监军”(按刘长乐的说法是“政委”),结果却是我自己差点失控。

  舞厅酒吧有两位调酒师,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绝技”,最后倒出两杯烈性鸡尾酒,一点就着火,又插上两支吸管,请董嘉耀和陈小姐品尝。他们两位见状连连摇手,我却要试试着火的酒究竟是什么味道,一吸一杯,两下就都见了底。接着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再由红转紫。还好头脑没有糊涂,还能够用我的醉眼,抓住董嘉耀与陈小姐在劲歌声中大跳热舞的镜头。

  【凤凰人】董嘉耀

  董嘉耀是我在凤凰卫视合作最多的同事。我们还有别的“关联”。他与梁冬同来香港时,我不仅知道他们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而且还知道董嘉耀最迷罗大佑,甚至自组摇滚乐团,因为我姐姐曹雷的儿子李征也曾是他们的同班同学。

  董嘉耀的特点是既老成又年轻,既沉稳又活泼,既理性又感性。1999年《时事开讲》开播,很快就确定了他的主持者的角色。他善于听,插话插得恰到好处,不会打乱评论员的逻辑和思路。但这个角色又很重要,就像是车子的驾驶员,决定节目的速度、节奏和走向。而且,凡是涉及到电视专业技术的事情,一概由他处理,我们评论员只管评论内容。

  这样一讲就讲了七八年,董嘉耀也从二十五岁开始“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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