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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后，这一切都化作乌有。
马里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
我转过身，他要我注意左前方打开的门。
“他是这样进来的。”他说。
这是一个贴着白瓷砖和灰蓝壁纸的小房间，有马桶、洗睑台和一个草编的洗衣篮。马桶上方的窗户大开，清凉潮湿的空气从那个深黑的方块涌入，吹动了浆硬的白窗帘。窗外漆黑浓密的树上，知了卖力地叫着。
“纱窗被割开了。”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它顶在屋后。窗下有野餐桌凳。看来他把桌凳拉过去，踩着爬了进来。”
我扫视地板，洗脸台和马桶的上端，没有看到泥土、污迹或脚印。不过从我站的地方，很难确定到底有没有，我可不愿意冒任何可能破坏证据的风险踏进去。
“这扇窗锁了吗？”我问。
“不像。其他窗户倒是都锁好了，我们已经查过。看来她没费神检查这扇。其实在所有窗子里，这扇最危险，接近地面，又位于后方，万一出了事也没人会看到，比卧室的窗户更理想。如果凶手手脚利落，她根本听不到他在割纱窗，然后远远地从走廊的另一端爬进来。”
“门呢？她丈夫进来时是锁上的吗？”
“他说是。”
“那么凶手进出于同一个地方。”我下了结论。
“很可能。好个身手干净的畜生，你说呢？”他紧紧抓住门框，身体前倾但没有踏进去。“这里看不出什么究竟，可能他擦过了，所以没在马桶或地板上留下任何痕迹。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他停在我身上的目光宛如铁板一块，看不出任何信息。“他的脚应该是湿的，可能还沾了泥。”
我猜不透马里诺。他这人很难懂，我一直无法断定他到底是城府极深，还是只是反应迟缓。如果我可以选择，他正是我要避开的那种警探——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大，绝无沟通的可能。他快五十了，满脸风霜，长而稀薄的头发从脑壳较低的一边分线，然后梳过去遮盖光秃的部分。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多年来灌下的波本威士忌和啤酒造就了他的啤酒肚。经过多年夏天的汗水浸润，他脖子上那条不合潮流的红蓝条纹宽领带已经油腻不堪。马里诺是电影里的那种硬汉——一个庸俗、粗鲁的警探，家里可能养了只满嘴脏话的鹦鹉当宠物，更别提那满桌的《人物》杂志。
我来到走廊尽头，停在主卧室外边。突然间，我的内心深处像被掏挖一空。
一个采指纹的警官正忙着在所有物件表面撒上一层黑粉，另一个警官则在巨细靡遗地录像。
洛丽·彼得森躺在床上，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床头垂落。上面那层被单被踢开，拢在脚下，压在她身体下的床单上角则被拉松，露出下面的床垫，枕头挤在她头部的右边。在这摆着光滑橡木家具的中产阶级卧室里，散发出一股不受干扰的文明气息，然而就在这种气息的环绕下，那张床仿佛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她一丝不挂。床右边的彩块地毯上有件淡黄色的棉布睡袍，从衣领到下摆被一刀割开，这与前面发生过的三个案子相符。靠近门的床边小桌上有部电话，电话线已被生生从墙上扯下。床头两侧的两盏灯都不亮，电线已遭割断。她的手腕被一根电线绑在背后，另一根也如同前三个案子那样结成残忍但很有创意的图案，有一圈绕住她的脖子，穿过她背后那根绑住她手腕的电线，最后紧紧缠住她的脚踝。只要她的膝盖弯曲，绕着她脖子的那一圈就不会收紧；一旦她的腿伸直，不论是因痛苦的自然反应，还是由于杀手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那根绕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就会立刻收紧，成为致命的套索。
窒息而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狂喊着索要空气时，那可是非常漫长的几分钟。
“你可以进来了，大夫，”那个拿着录像机的警官说，“我拍完了。”
我看着地面，小心走近床边，把医事包放在地上，取出外科手套戴上。我拿出相机，就尸体的现状照了几张。她的脸扭曲变形，肿得无法辨识，脖子上的套索造成鲜血上涌，使她一脸紫黑，血水从口鼻处冒出，弄脏了床单。她麦秸色的金发也一团混乱。她算是高个子，至少有五英尺七英寸，但比起走廊照片里年轻时胖了许多。
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她们的职业也不同，分别是教师、作家和接待员，现在这个则是医生。她们住在城里不同的区域。
我从医事包里拿出一根很长的化学温度计，先量室温，再量她的体温。室温是华氏七十一度，她的体温为九十三点五度。死亡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难确定，除非有目击证人，或死者的手表当即停摆，否则不可能准确推算。但可以看出，洛丽·彼得森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她的体温每小时降低一两度，身上的小块肌肉也开始变得僵硬。
我着手寻找任何可能在去停尸间途中会遭破坏的物证。她皮肤上并没有掉落的头发，但我发现了多种纤维，当然，绝大多数是从被单上掉下来的。我用镊子取了样，其中有些细白，有些则似乎来自某种深蓝或黑色的东西。我把它们都装进放证据的小金属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股麝香的味道，一块类似干掉的胶液的透明残余物粘在她双腿的前而和背面。
这组案子里全都检验出精液，但以血清学来看，这项证据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个凶手和百分之二十的人一样，是所谓的非分泌者。这表示他的血型抗原不能在他的体液如口水、精液或汗水里找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液样本，就无法得知他的血型。
只不过两年前，凶手若具有这种非分泌的特质，必定会对调查造成严重打击。但现在只要警察先抓到嫌犯，取得其生物样本，同时确认其没有同卵双胞胎，用最新引进的DNA测试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指认凶手。
马里诺走进卧室，紧贴在我身后。
“那浴室的窗子，”他边说边看着尸体，“嗯，据她丈夫说，”他一弯拇指指向厨房，“没关的理由是他上个星期打开了它。”
我静静地听着。
“他说他们很少用那间浴室，除非有朋友来。看来他上周末换了纱窗，说做完后可能忘记锁上，那间浴室整个星期都没人用过。而她……”他再朝尸体望了一眼，“没理由想去关，她以为一定锁上了。”他停了一下。“奇怪的是那凶手好像只试了那扇，没关的那扇，其他纱窗都没有被割开。”
“房子后面有几扇窗？”我问。
“三扇。厨房一扇，那间浴室一扇，在这里的浴室一扇。”
“所有的窗都有滑动窗框，最上面有栓？”
“没错。”
“这表示，如果你在外面拿手电筒照窗栓，或许可以看到上锁了没有，是不是？”
“说不定。”那种平板、毫不友善的眼神又出现了。“但你得爬高才行，从地面上看不到。”
“你提到有野餐桌凳。”我提醒他。
“问题是后院那天杀的地奇软无比，如果那家伙拿了椅子到其他窗户下，然后站在椅子上看，椅子腿应该在草地上留下痕迹才对。我派了几个人去外而查看，另外两扇窗下一点痕迹也没有，看起来凶手压根儿没有走近那里，他应该径直就去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
“那扇窗会不会留了一道缝，所以凶手就一路走了过去？”
马里诺让了我一招：“嗨，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有道缝，说不定上周她也会注意到。”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后见之明很容易。但大多数人并不会费心留意家里的各种琐碎细节，特别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房间。
在那扇可以望到街头且挂了窗帘的窗户下，有些让人震惊的东西摆在桌上，它们在提醒我：洛丽·彼得森和我是同行。《外科原理》和《多兰》杂志等数本医学期刊散放在记事簿上。鹅颈状铜灯下有两张软盘，标签上用签字笔简明地写着日期“6/1”，又注明“I”与“Ⅱ”。软盘是最常见的可以用在IBM兼容电脑上的那种，上面可能有洛丽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工作的资料，医学院里有许多电脑可供学生和医生使用，但他们家里似乎没有个人电脑。
屋角的衣柜与窗户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叠衣服，外加一条白色棉质长裤，红白相间的短袖上衣和内衣。这些衣服微微起皱，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天后随手搭在椅子上。有时候我太累时，也懒得把衣服挂起来。
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丁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