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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 月5 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走不动就丢东西，先是丢书、丢雨伞，后来就丢衣服和被褥，到最后连子弹也丢了。他们在前面丢，我们就在后面拣，也算是发了财。
离开南昌之后，我们一师在瑞金打了一场硬仗，团长被打死了。后来在会昌又打了一仗，部队就差不多被打散了。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向广东走，说是到海边坐船去打广州，还说有外国兵舰配合我们作战，消灭蒋介石。
我没见过大海，也不知道到海边还有多远，反正就是跟着乱走。
9 月份，走到福建的长汀。有一天，听见山坳里有人在吹召集号，我就跑过去集合。一个营长问我们还走不走，大家累惨了，都说不愿意走。于是就把脖子上的红布条扯掉，到县政府把枪一缴，自己宣布暴动结束了。
过了几天，来了个国民党官员，写了张证明，给了点路费，请大家吃了一顿大鱼大肉，就打发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乡，我找不到饭吃，别人一喊，只好又去当兵，搞来搞去还当上了连长。后来，解放军打进贵州，我们听说共产党来了，把枪一举——老子们又起义了……
听完苗老汉的故事，大家哈哈直乐。有人打趣说：“老人家，你吃亏了。当年要是再坚持一下，现在恐怕能当上中央领导。”
老头一边喝着狗肉汤，一边谦虚：“啥子领导，我不识字也没有觉悟。前几年才知道那叫做南昌起义，当时根本就搞不清暴动是为了哪样。”说着，老人又嘿嘿笑了起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只交代自己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老子还当过几天红军呢！”
众人大乐，纷纷吹捧他说：“不错不错，您老人家也将就可以算得上是位革命前辈了。”
马甲趁机问老汉：“南昌起义的时候，贵州人多不多？”
“多得很！参加暴动的二万多，起码有八九千贵州兵。当时的南昌城，走来走去，说的都是贵州话！”
很长时间里，苗族老汉的故事都让马甲觉得半信半疑。
直到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位老汉也许并没有吹牛，他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
提到“黔军”，稍通军史的人都立刻会想到“双枪兵”——尽是些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家伙，听见枪声就逃跑。
很多人都是通过长征的故事知道黔军的，书上说他们是红军的手下败将，这当然没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更早的时候，黔军与红军的创建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7年8 月1 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其中以二十军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正因为如此，二十军的军长、当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同志，担任了起义的“总指挥”。
从起义当天的战斗过程来看，第二十军负责进攻江西省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进贤门”兵营，其当面之敌为五个团；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则负责攻击天主堂，当面之敌为一个团；而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只担任了警戒任务。
起义后，贺龙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总主席”。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下辖三个军，贺龙是“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叶挺是“代理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朱德是第九军的副军长（军长是韦杵）。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说“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头号主力”，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贺龙的这个“第二十军”是支什么部队呢？
二十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而第九军（军长是贵州省长彭汉章）是地道的黔军。
1924年，贺龙从川军那里得到一个“川黔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的番号，随即带领着自己的湘西弟子进驻贵州的铜仁、松桃，这里是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居住区，毗邻四川和湖南。两年时间里，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收编各类武装，从保安团到警备队，大小通吃，很快扩充为六个步兵团。1926年8 月，贺龙宣布率部参加北伐，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黔军欧百川部又随即加入该师……可以说，这几年，贺龙的部队是通过兼并黔军武装发展壮大的。
1927年8 月，“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共计一万二千多人。这其中有多少个贵州兵，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个证据可以说明问题：二十军的三个师，一师师长是贺锦斋（贺龙的堂弟，1928年9 月在“湘鄂边”为掩护贺龙突围而牺牲），副师长则是欧百川，贵州松桃人，苗族；二师师长是秦光远，贵州镇远人；三师师长是周逸群，贵州铜仁人。
欧、秦、周三人都是1925年以后才结识贺龙的，彼此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按照当时地方军阀的惯例，再考虑到贺龙的起兵方式，三个贵州人能够在军中担任如此要职，只能说明黔军人数在二十军中已占据了绝对比例。
事实上，三个贵州籍师长也很对得起贺军长。离开南昌后，欧百川始终担任“前敌司令”，带领第一师的两个“贵州团”冲锋陷阵、一路打到广东汕头，一师的二、三团团长都在路上战死了。二师秦光远和三师周逸群也都冲到了海陆丰，直打到部队解体之后才各分东西。他们的表现比个别“红色骁将”还要好一些。
欧百川和秦光远都不是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俩经贺龙同意，单身离开军队回到贵州，后在黔军中继续担任军职。秦光远于1940年病死，欧百川则活到解放后，还曾经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
至于周逸群，就不用马甲我罗嗦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有评价说：“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暴动。”当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义”时，南昌城里的敌军主力为：朱培德的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第七师（军长朱培德，师长王均）的两个团，以及第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起义当天，“直属警卫团”被消灭，七师的两个团长被朱德请去吃“鸿门宴”，群龙无首，结果被缴械。而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却保持了“中立”，没有做认真的抵抗，这对促成起义成功是有积极意义的。
前面说过，第九军是道地的黔军，二十八师的师长是韦杵（贵州安龙人、布依族）。面对二十军的贵州老乡，同为黔军的二十八师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当天，韦杵本人并不在南昌（他在九江养病），所以没有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革命委员会”整编部队，除原有的第二十军外，把十一军二十四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还把第九军二十八师升格为“第九军”，宣布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这样，起码从“账面”上看，南昌起义的三个军，有两个军是黔军。
共产党送给韦杵的这个“军长”头衔，当然是空头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师带走，但由于韦杵本人不在，朱德副军长（朱德与韦杵是好友）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可是，共产党的这张“军长支票”却把韦杵给害惨了，蒋介石愣是把“韦军长”降为旅长，搞得他再也没当过比师长更大的官。1950年，韦杵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参事，1951年病死于昆明。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黔军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开解放军的军史看一看，贵州籍的将领并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争取二十军兵变的关键是贺龙本人，所以共产党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贺军长极其亲属、亲信身上，对基层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视。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从张国焘、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周逸群到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赓、蔡廷锴、周士弟……（还不要说在大队人马里跟着跑的林彪、陈毅等人），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当时的党政军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义旋起旋败，两三万正规军、一大帮声名显赫的将领，不到三个月就灰飞烟灭，败得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其影响力不如以工人纠察队为主的广州起义、其生命力甚至还比不上由一伙农民搞起来的“海陆丰暴动”。现在看来，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忽视了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和沟通——以旧军阀哗变的方式对抗新军阀，结果是必败无疑。
比如，二十军的一师和二师都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第三师则是把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不仅没有对外开展政治工作，反而与其他部队的关系格格不入，动辄就批评其他军官“很坏”、“贺军长很卤莽”。所以，像“苗族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