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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更要传承。你有做官的天赋，那家族就全力以赴帮助你入主台阁。你擅长做学问，那家族就竭尽所助你成为一代大家。做宰相，做将军，做鸿儒，对世家望族的传承和兴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若三者皆具，必定权势倾天，若三者具其一，那也足以荣耀天下了。
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做了大将军的想做宰相，做了宰相的还想成为一代大儒，而一代大儒则想“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大凡文人都认为自己有济世之才，可惜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写历史的文人大都如此，于是在史书中便就有了一代代大儒的“郁愤”。有成就的大儒要教授学生，要著书立说，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怎么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如意？再说了，假如大儒、宰相和大将军同兼一身，他能同时最好三件事吗？恐怕到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失去的就是大儒这个最尊崇的身份，而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也就成了“梦想”。
大儒出自世家豪望。一个大儒的出现，不但需要经学典籍，需要老师的授业解惑，更需要充足的时间，需要取之不尽的财富。读书的前题是有饭吃有衣穿，一个普通平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农忙的时候要下地耕种，农闲的时候要服徭役为帝国挖渠修路做苦力，试问，哪来的钱财和时间去读书？再说了，就算具备了这些读书的最基本条件，请问**典籍在哪？授业的老师又在哪？都被世家豪望所控制。而世家豪望传书授业的最基本条件是，你必须是士族，必须是贵族子弟，哪怕你是最低等的贵族都行。这是等级制度的规则，而遵守规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要求。
孔颖达是衡水望族子弟，是河北世家贵族，是山东大儒，就算他没有任何官职，就凭他大儒和贵族两个身份，他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大业二年，今上曾在东都广征天下宿儒讨论儒学，意欲仿效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时承先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如江左大儒陆德明、鲁世达，山东大儒刘焯、刘炫，关陇大儒王通、颜思鲁和某家大人，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薛德音继续说道，“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并在辩论中舌战群儒，挡者披靡，品评为冠。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在应诏诸儒中年纪最小，时称天下第一儒。”
“有些先辈宿儒以此为耻，郁愤难平，更有人不惜痛下杀手，暗遣刺客。就在孔颖达生命垂危之刻，杨玄感伸手相助，将其藏匿府中才幸免于难。”
薛德音抬出了孔颖达“天下第一儒”的名头，又讲明了他与杨玄感的生死之情，至此，这位山东大儒帮助杨玄感叛乱一事基本上证据确凿，西北人再无疑议，由此也彻底打消了伽蓝和西北人一直暗藏于心的侥幸心理。山东人帮助杨玄感叛乱，河北叛军切断永济渠粮道，今日局面实际上是个死局，无论西北人如何努力，都无逆转之可能。
伽蓝断然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全力以赴去拼杀，去争取生存的希望，今日西北人的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
这要感谢薛德音。假如不是薛德音从苏氏背后的冀城刘氏想到了刘焯和刘炫，又从刘炫穷困潦倒的惨状想到了衡水孔颖达，那么便无从知道孔颖达已经与杨玄感在一起。山东儒生已经与帝国的存亡紧紧关联到了一起。现在刘炫在刘黑闼的帐下，孔颖达在杨玄感帐下，而刘炫和孔颖达这老少两代山东大儒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调动难以估量的力量，把山东叛军和关陇贵族的反叛集团拉到一起，默契配合，携手举兵，给皇帝和中枢以致命打击，给帝国以沉重一击。
伽蓝把苏定方请到了地图边上，言辞恳切地说道，“某等来自西土，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急切间，某等很难寻到一个妥当的退敌之策，不知定方能否相助一二？”
苏定方迟疑不语，目光从西北人的脸上缓缓扫过，眼中隐含戒备之色。
人与人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仗义相助，很多时候都是源于利益的驱动，就如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一样。西北人和苏定方初次见面，即便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但苏定方愿意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帮助西北人，肯定是因为有值得他为之豪赌的利益所在。苏定方追求的利益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承诺？
苏定方其实不需要承诺，他只是赌一把，赌赢了，西北人自会报答他，但西北人不这么想，西北人生活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大漠里，利益交换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若某活下来，这条性命就是苏氏的。”
伽蓝此言一出，薛德音和傅端毅暗自吃惊，觉得伽蓝太轻率了，这样的承诺太重了。
西北人倒是赞赏伽蓝的果断。伽蓝一向如此，所以他才有很多甘愿为他付出生命的兄弟。
苏定方却是大吃一惊。伽蓝是禁军校尉，背后还有裴氏和薛氏两座“靠山”，而苏氏不过一个地方豪强，两者一个是官，一个是民，身份地位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本受不起如此重的承诺。“万万不可。”苏定方急忙摇手，诚惶诚恐地说道，“将军言重了，苏氏担当不起，请将军切莫如此。”
伽蓝脸色骤然一冷，“莫非欺某是西北蛮人？”
“不，不，将军误会了，某万万不敢怠慢将军。”苏定方措手不及，没想到伽蓝说翻脸就翻脸，大有不答应就反目成仇的意思，一时间竟手忙脚乱，一张英俊面孔更是紧张的面红耳赤。
“既然如此，为何拒绝？”伽蓝怒睁双目，厉声质问，“莫非河北人连一条性命都担当不起？”
苏定方大为羞恼，有心想一口应承，但旋即想到接受伽蓝承诺的后果，他又强逼着自己按捺下了冲动，然后急退两步，离开了地图，拉大了与伽蓝的距离。
这一瞬间，他后悔了，不该冒险来一趟。说到底他还是从骨子里鄙视西北人，认为西北人野蛮愚钝，好哄骗，就像那些从西土来的胡商，贪婪而粗鄙，给点蝇头小利就喜不自胜，明明吃亏了还自以为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苏定方以为自己“吃定”了西北人，哪料到西北人里面竟有两个中州人，三言两语便从自己嘴里套取了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对西北人来说显然很重要的秘密，接着伽蓝便突然发难了，名义上是给了苏氏莫大的承诺，实际上却是想把苏氏牢牢捏在手中。
试想一下，假如天亮之后伽蓝到处宣扬一下，说自己已经向苏氏做出承诺，把性命交给了苏氏，那河北人怎么想？谁会相信两者之间没有交易？苏氏成了众矢之的，除了死心塌地的帮助西北人，还有其他选择吗？
“将军莫要相逼。”傅端毅已看出伽蓝的用意，这种“激将法”在西土好用，对付性情耿直行事磊落的胡虏有效，但在中土对付像苏定方这样心智深沉的豪强就未必有效了，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苏郎仗义相助之情虽殊为难得，但将军以性命相报却也过重，苏氏的确难以承担，不若这样吧，将军就与苏郎歃血结义，就此结为生死之交，同生死共患难。”
“好”伽蓝望着苏定方，神情冷森，一字一句地逼问道，“不知定方眼里可有某这个西北蛮人？”
苏定方情知中计，被这些狡猾的西北人骗了，但事已至此，假如再不顺势下坡，自己将给苏氏带来一场祸患。罢了，既然落进了西北人的陷阱，那就暂时与狼共舞，看看最后是谁活着回家。
“承蒙将军抬爱……”苏定方再不犹豫，当即抱拳躬身，“此生愿与大哥生死与共，祸福相依。”
危急关头，歃血结义关键不在于仪式是否隆重，而在于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基础。
伽蓝再向苏定方问计，苏定方就不能不说，而且也不得不尽心尽力。大丈夫然诺仗义，既然歃血结义了，那就必须帮助西北人，以最大努力去争取自身的未来利益。
“据某所知，包围大柳集的贼帅是郝孝德和刘黑闼部，围攻安德城的是刘霸道和李德逸的阿舅军。另外，豆子岗方向还有贼帅格谦、高开道、孙宣雅和石秪阇，据说还有从齐郡北逃而来的贼帅王薄和左孝友部。”苏定方手指地图上的长河和平原县一带，“在这里，还有贼帅杜彦冰和王润的队伍。”
“以某的估计，此次豆子岗叛军倾巢而出，各路叛军加在一起，至少有十万人以上，所以某可以肯定，他们的目标不是安德城，而是永济渠，是白沟水道。原因很简单，平原郡在连续两年的大灾之后，又遭到各路叛军的反复劫掠，田地荒芜，颗粒无收。安德城的粮食非常有限，就算叛军把安德城打下来了，粮食也不够吃，更解决不了正在蔓延的大饥荒。”
“大饥荒？”伽蓝吃惊地问道，“何来的大饥荒？”
“连续两年的大灾之后，朝廷不但不予以赈济，反而横征暴敛，把人往死路上逼。叛乱者越来越多，烧杀掳掠无处不在。无数人不得不逃离家园，田地大片荒芜，于是大饥荒也就应运而生。”
伽蓝微微颔首，“如此说来，大柳集和安德城都是陷阱？”
“对于叛军来说，依据豆子岗作战，进可攻，退可守，万无一失。”苏定方手指地图上的永济渠，“假如豆子岗叛军云集白沟，不但与高鸡泊叛军产生冲突，也容易陷入官军的南北夹击之中，所以叛军便以围攻安德城为诱饵，诱使官军南下驰援，然后以逸待劳，围而歼之。一旦重创了官军，永济渠防守力量削弱，叛军再夺水道就易如反掌了。”
“可有破敌之策？”伽蓝求教道。
“叛军兵分两路，一路围攻大柳集，一路围攻安德城。大柳集无险可守，旦夕可下，而安德城高大坚固，易守难攻。很明显，大柳集才是真正的陷阱，但用兵之道重在虚实，正因为大家都推断大柳集是陷阱所在，是叛军主力所在，驰援军队才会判断错误，安德城才会疏于防范，最终会给叛军赢得歼敌的机会。”
伽蓝皱皱眉，问道，“是否有驰援军队？”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北人。既然河北有叛军，既然叛军都聚集在高鸡泊和豆子岗，既然高鸡泊和豆子岗正好分布在永济渠两岸，严重威胁着粮道的安全，那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的胜利，肯定会在永济渠两岸部署一定数量的军队以作戍卫，但这些军队在哪？是根本没有戍卫军队，还是军队都驻扎在沿河要冲？长芦和东光都属于永济渠要冲，为什么没有看到戍卫军队？难道他们都被杨玄感调到黎阳方向去了？
在西北人的注目下，苏定方摇头，以非常肯定的口气告诉大家，“大河南北的鹰扬府兵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地方戍军也去了辽东战场。大河南北叛军蜂起，正是因为没有军队镇压，而地方官府为了逃避责任，不惜一切隐瞒事实，欺君罔上。各地望族豪强迫于无奈，不得不组建乡团、宗团以保护自己。”
苏定方看看众人，目露苦意，“驰援的军队，除了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乡团。”
第一百二十一章 大柳集的正午
苏定方的一番话告诉西北人一个残酷的事实，皇帝和中枢不了解山东现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都在东征上，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也或许是山东地方郡县为了逃避责任刻意隐瞒了，总而言之，游元和崔逊久在中央，这两年一直随同皇帝东征，他们对山东的现状了解得不多，也不够详细，所以，游元和崔逊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拿出了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