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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都就成为博弈的关键点，只要杨玄感拿下东都，与云集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继而新建帝国皇帝，新建中枢，颁布一系列可以赢得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支持的新国策，那么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建立了绝对优势，接下来远征军必然倒戈，老皇帝和以改革派核心的老中枢必将成为历史。
因此，此刻兵变者商讨的重点已经不是何时举旗，举旗后实施何种攻击策略，而是如何再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以便尽快赢得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一致支持。
这正是李密此趟北上魏郡，与独孤震和赵郡李氏商讨的重点。他在魏郡未能拿出办法来赢得独孤震和赵郡李氏的支持。同样在这座大帐里，杨玄感也没有办法统一兵变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这个核心策略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首先就是帝国的国策。兵变的目的当然是否决今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那么，否决了今上的改革策略，否决了大业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国策，新的国策又是什么？是退回到帝国统一之前的门阀士族政治，还是维持先帝在开皇年间所实施的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杨玄感是皇族的分支，是既得利益的汉族大世家大权贵，他理所当然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开皇之策。
然而，大业之策实际上就是开皇之策的延续。先帝的改革已经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今上即位之后，矛盾愈发深重，并有爆发之势，所以当时在国策上有保守和激进之争。保守者建议，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适当延缓、暂停甚至倒退一下改革步伐，其实就是向贵族集团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素，而激进者则认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持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就是今上。
今日帝国的根本矛盾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制度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根本性区别，所以开皇之策也好，大业之策也好，都是固守门阀士族政治的贵族集团所坚决反对的。杨玄感掀起了一场风暴，却只想解决表层问题，这当然得不到贵族集团的支持。
李密直言不讳，直指要害，建议在否决大业之策的基础上，颠覆开皇策略，不但停止改革，更要倒退，虽然高举的大旗依旧是中央集权，但其核心却是门阀士族政治，以维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帝国贵族集团的支持，顺利拿下东都，并在与皇帝的对决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李密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杨氏兄弟和孔颖达的坚决反对，因为维护贵族集团利益，实际上就是维护关陇贵族集团利益。关陇贵族集团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一旦得到巩固，必会加大对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遏制和打击。肉就那么大一块，你吃多了，别人自然吃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整个开皇年间，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都被牢牢压制，直到今上继位，这一政治格局才被打破。
可以想像，假如杨玄感在政治上坚决实施开皇之策，的确是可以赢得相当一部分关陇贵族的支持，但必然会遭到大部分山东和江左贵族的对抗。
此次兵变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更要赢得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假如在对峙的过程中，皇帝把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全部拉到自己旗下，以山东和江左之力对抗关陇，杨玄感的胜算还能剩下多少？
争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国策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事实上是各贵族集团之间的妥协，尤其在皇权不振的情况下，国策走向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贵族集团手中，此事真正的争论**是在拿下东都之后。
于是讨论的核心转向皇权，转向了皇统。帝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兵变，根源还在皇权的强大上，在皇统选择的错误上。皇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中央集权制，而皇统选择的错误却源于杨素。正是杨素对今上的坚决支持，才让今上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今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不得不改正这一错误，把今上拉下皇帝的宝座，重新选择皇统。皇统选择正确了，强大的皇权才不会失去控制，才不会把帝国推向崩溃的深渊。
李密把魏郡之行详细告之，并做了分析和推衍，但没有结果。
从大局来说，皇统的最佳继承人理所当然是越王杨侗，但变数却在崔氏。虽然崔氏承担了辅佐越王杨侗的重任，但这或许是皇帝的权谋之术，其用意正是要增加叛乱者和崔氏在皇统选择上的难度。
从关陇贵族的立场来说，支持越王杨侗或者代王杨侑都可以，他们都是元德太子的庶出子嗣，在律法或者道统上平等，机会均等。元德太子废黜了自己的崔氏王妃，所以没有嫡系子嗣。燕王杨倓也不过就是庶出长子而已，并不具备皇统继承上的唯一性。
现在的问题是，推翻了今上，今上一脉是否还具备皇统继承的唯一性？
当然不具备，因为要推翻今上，所以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实际上并不是最合适的皇帝人选，考虑到血脉上的原因，存在着秋后算帐的危险，所以，最合适的皇帝人选应该在先帝的皇孙中挑选。
废太子杨勇的子嗣都被今上杀了。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声名狼藉”，如今都被囚禁在皇帝身边，并累及子孙。唯有秦王杨俊因为死得早，子嗣无恙，而其嫡子秦王杨浩还是崔氏王妃所出，因此，对于山东贵族集团来说，此子才是最合适的皇统继承人。
但是，关陇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对山东贵族集团有利的皇统继承人坐上皇帝的宝座？
第一百六十九章 兵变的核心问题
李密在安阳的时候，面对独孤震悲伤的眼睛，不但没有拿出任何妥善的策略，甚至连一句安慰性的、模棱两可的应对之辞都没有。
李密固然是失望离去，独孤震又何尝不是黯然魂伤？他放下高贵的自尊，以妥协之态与后进晚辈共商大计，最终却遭拒绝。
未来是什么？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以李密为首的曾饱受先帝和今上两次重击的“**”，还有以元弘嗣、斛斯政为首的保守派鲜卑贵族，是否稳操胜券？假若他们失败了，后果之惨痛，做为同为关陇贵族的以武川系为首的政治上的“中间派”们，也会痛心疾首。关陇贵族的保守派都被风暴席卷而去，关陇贵族集团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实力骤降，这对帝国政局和中土稳定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在这场风暴中，风暴的发动者本质上是要维护关陇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所以只要策略正确，保守派肯定可以与“中间派”联手合作。这也是独孤震所期待的，毕竟在政局失控之后，更换皇统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兵戈相见、自相残杀乃至陷入惨烈内战所造成的损失。
历朝历代的政变，相当一部分是在“平稳”中度过的，甚至没有载入史册。主谋者智慧超群，又实施了正确的策略，于是老皇帝突崩，新皇帝继位，一切都按部就班，看不出任何政变的迹象。今日局势下，杨玄感显然做不到这一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唯有暴力政变，但暴力政变同样可以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目的，杨玄感就是这样谋划的，也是这样期待的，然而。事实很残酷。
今上是杨素拥戴上位的，杨玄感即便要推翻今上，但不能否决自家大人杨素当初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杨玄感极力支持越王杨侗继承皇统。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把“秋后算帐”的危险性彻底铲除。为此必须牢牢控制皇统，掣肘皇权。必要的时候甚至再一次更换皇统，因此在皇统的选择权上，杨玄感至死不会相让。
然而，代王杨侑的母系家族是关中本土第一大族韦氏，韦氏在关陇贵族集团中的份量非常重。如果韦氏不同意杨玄感在皇统继承人上的选择，那么无疑，杨玄感极有可能失去西京方面的支持和响应。
从独孤震的立场来说，他可能更偏重于秦王杨浩，原因很简单，政变后。无论皇权还是中央维权，都会遭到沉重打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这时候仅靠关陇贵族集团稳不住整个帝国。必然要最大程度地向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做出妥协，以赢得帝国的持续稳定和中土的长期统一。
回归到这座大帐里，杨氏兄弟和李子雄等杨氏一系当然支持杨玄感，他们既要牢牢保持皇统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更不愿意把既得利益让度于山东和江左贵族。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或者利欲熏心，而是事关自己的生存，一旦失去对大局的掌控，第一个遭到清算和血洗的必是杨玄感一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
胡师耽和孔颖达等人不便直接反对，更不想把矛盾公开化。尚未举旗就内讧，岂不自寻死路？不过从山东大世家大权贵的立场来说。无疑是支持秦王杨浩继承皇统。
李密和元务本都是当年的“**”，而**与今上的仇怨可谓深重，与杨氏一系也有仇隙，因为当年帮助先帝和今上打击“**”的急先锋就是杨素及其派系势力。如果不是共同的推翻今上的目的，其后杨氏一系的政治立场又转为保守，双方不可能走到一起。
从双方事实存在的矛盾出发，不能不恶意地揣测，李密、元务本，包括当初的薛德音，这些“**”们与杨玄感一起谋划政变，其动机中带有强烈的报复成分。如今“兵变”开始了，“报复”成功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支持杨玄感一系掌控皇统的选择权，相反，他们要竭尽所能挑起各方势力在皇统上的争斗，然后从中渔利。如何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当然要“找对人”，要准确找到最终的皇统继承人，然后不惜代价辅佐其坐上皇帝的宝座。
李密急匆匆北上安阳和邺城，然后在举旗之前抛出这个致命的核心问题，对杨玄感和兵变者造成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举旗在即，政变的相关策略，诸如政变目的、政治策略，攻击计策，等等，都要形成统一意见。本来杨玄感已经与众人就诸多关键问题达成了一致，哪料李密突然抛出最最核心的皇统问题，导致争辩再起。
李密的理由冠冕堂皇。皇统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到了东都之后怎么谈？我去邺城和安阳，明知这个问题最为关键，却因黎阳没有决策，无从谈起，错失良机。
越王杨侗、代王杨侑、秦王杨浩，哪一个是皇统继承人？是未来的帝国皇帝？抑或，干脆推倒重来，篡位谋国？
若把越王杨侗推上皇帝宝座，那么杨玄感在东方必定失去以清河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为首的大部分山东世家的支持，在西方则必定失去以韦氏、杜氏、李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虽然杨玄感能得到以弘农杨氏、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河南韩氏等河洛世家望族的支持，但在东西两大贵族集团的夹击下，政变者即便攻占了东都，也守不住中原。当皇帝和远征军呼啸而下，兵变者能否力挽狂澜，一战而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若以代王杨侑做为皇统继承人，杨玄感则能得到关陇本土贵族的支持，但河洛世家显然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