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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三千里江山已经成为日本，不，将成为秀吉的附属物，成为征服大明的桥头堡。
秀吉拿着八道国割的报告书，整个人身上的所有自大与狂想彻底爆发了。他写了封信给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构思出一个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宏大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朝鲜与大明北部已经被日本征服。后阳成天皇陛下将移驾到北京，由丰臣秀次担任大唐关白，各位随驾到北京的朝廷公卿们，采邑数将会是从前的十倍。日本国的天皇之位，让给后阳成天皇的弟弟或者儿子；朝鲜国则交给羽柴秀胜或者宇喜多秀家总管。
至于秀吉自己，则把宁波设为大本营，统帅大军继续向南征讨，不把整个东南亚打下来誓不回军。
这份计划，标志着秀吉的精神状态已经滑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深渊。
秀吉的自大狂在壬辰年六月二日——也就是汉城陷落后不久——达到了高潮，他决定亲自率军渡海，展开征讨大明的大计。光看着他已经觉得不过瘾，摩拳擦掌准备自己上阵了。
他的这个打算，招致了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反对。
首先是后阳成天皇坚决反对。秀吉对皇室一向关怀备至，他和秀吉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生怕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非但当不成唐国天皇，反赔上幸福生活。
秀吉的亲娘也反对。老人家不知军国大事，但了解自己儿子，她知道这个儿子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再出去探险非出乱子不可。
德川家康也反对，他知道秀吉如果要亲征朝鲜，势必要把他们这些大名都带上，把他们领土的实力抽取一空，投入到广袤的中原大地。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家心血赔付在秀吉的野心上。
秀吉的亲信们也认为这个计划不靠谱，比如秀吉的铁哥们儿前田利家就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秀吉是新生的丰臣政权山岳之镇，他这一走，日本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必然蠢蠢欲动。
总之方方面面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都反对秀吉亲自渡海。可秀吉谁的话都不听，他的连襟浅野长政竭力劝阻，结果差点被他拔刀砍死。
秀吉很愤怒，也很委屈。
你们懂个屁！当初征讨朝鲜，你们也众口一词地反对，结果呢？老子才是永远正确的！如今朝鲜形势一片大好，正应该高高兴兴地扩大战果才是。
他力排众议，兴致勃勃地开始准备渡海，但冷酷的现实，很快狠狠地抽了他一计耳光。
六月中旬，岛津家重臣梅北国兼接到了出征的命令，带领麾下三百名士兵，前往九州肥后国的佐敷城中转，再乘海船到釜山。梅北国兼一点都不想去朝鲜，他走到佐敷城之后，不走了，悍然占领了佐敷，公然扬起叛旗。
他的叛乱在数天时间内纠集了数千人，大受鼓舞的梅北国兼开始给各处九州大名们发信，煽动他们联合起来，包围名护屋，捉拿秀吉。
这一下搅乱了秀吉所有的计划。肥后是征朝军队的重要后勤和中转基地，如果这里一乱，前面就不用打仗了。
身为一军之将的梅北国兼叛乱的理由非常单纯——他不想去朝鲜打仗，前方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响应梅北叛乱的农民们理由也很单纯——前头在朝鲜打仗，后方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为了支应几十万大军在海外的战争，日本全国差不多已经是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民众的最后一滴血。尤其是农民，不仅要耕自己的那一部分田地，还要代替那些被抽调上前线的民夫耕作他们的田地，劳动量变成双倍，赋税也变为了双倍，还要在此基础上再负担三抽一的军粮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只能选择逃亡或反抗。
为此，秀吉连续发布了数道命令，要求严厉惩戒罢耕之人，但这种政策只是激起更大的不满。仅丰后一国，就有接近四成的田地沦为荒地。
所以当梅北国兼登高一呼的时候，得到了不堪凄苦的九州民众的强烈响应。
梅北之乱很快就在丰臣氏和岛津氏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昭示日本已经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下，出现了无数细小裂纹。从遥远的佐竹到距离朝鲜最近的九州，到处都有暴动的情况发生，到处都有被抛弃的良田变成荒地。东北大名佐竹义宣甚至因为家里闹暴动的缘故，差点活活饿死在赶往名护屋的路上。
梅北之乱给秀吉敲了一记警钟，他就算再狂妄，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秀吉意识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不稳现象，自己在的时候尚能凭借威望镇守，如果去了朝鲜，后方再出什么事，更是不敢想象。
权衡再三，秀吉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本国内乱成一团，朝鲜前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奇怪，不是说朝鲜形势一片大好吗？
是，但不完全是。日军此时在朝鲜的境况，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痛并快乐着。
朝鲜的被占领，是不争的事实。但日军的占领，只是控制了朝鲜的每一条主干道与沿线城市，其他地方则成了日军与朝鲜义军、残存官军周旋纠缠的战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日本人就象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朝鲜半岛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连自己也缠在了里头动弹不得。
最倒霉的是“战国三大智将之一”的小早川隆景，他出征前肯定没算过八字，不知自己是“出门逢贵人”的命。
他先一头撞上了朝鲜游击战天才郭在佑，鏖战数日，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硬是没法渡过洛东江。紧接着又碰到了老硬汉高敬命，抵死不退，勉强打了一个惨胜，旋即又在梨峙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军官打了个埋伏，死伤惨重，被迫后撤。那个小军官叫权慄，因此这一场胜利被朝廷破格拔擢，从此出头并成为朝鲜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也是唯一的陆军名将。
在层出不穷的义军叮咬之下，这位智将的第六军团，居然始终未能完全进入全罗道。
其他的日军将领的境况也差不太多。他们发现朝鲜到处都是敌人，不管是书生、农夫还是念经的和尚，组成人数不一的队伍，与占领军展开殊死战斗。
连续不断的作战，让士兵极其疲惫，厌战情绪也在日军内部开始弥漫。在这种境况之下，不断出现逃兵，也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只能纵容部下烧杀掳掠，日军的暴行激起了更多民变与义军，迫使日本人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说这些义军的反抗，还只是虱子叮咬，难受但无关大局的话；那么李舜臣的存在，就是一双扼住咽喉的巨手。
对朝鲜这位几乎是世界闻名的名将李舜臣，我们以后会单辟一章来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孤军奋战，连续打了玉浦、合浦、赤珍浦、泗川、唐浦、唐项浦、粟浦、闲山岛、安骨浦大大小小十几场海战，让日本的海上通道岌岌可危，运输量不及正常的三分之一。
朝鲜半岛的日军一下子便陷入了极其难捱的境地。
朝鲜平原较小，本来出产粮草就有限，日军二十几万人一下子压过去，又未能形成有效控制，补给一下子就成了大问题，只能仰仗国内运输。但海军又不争气，被李舜臣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粮草好办，但日军引以为豪的火器弹药，却是一定要从国内生产制造的。
种种苛酷条件之下，日军士兵不断从朝鲜前线逃亡回来，就算上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仍旧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锅岛直茂的部队，一次脱队开小差的就有五十多人，而且这五十多人全是作战部队，包括了十几名下级武士与家臣（《武雄锅岛家文书》第46号）。其他大名部队的逃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为了防止逃兵潜回国内，秀吉不得不下令把所有的运兵船都集合到名护屋去。
唯一不必为逃兵问题头疼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他们在朝鲜的最西边，逃兵想逃都没地方逃……
第一、二军团的两位军团长，各自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加藤清正一心要攻入大明，所以丝毫不考虑什么损失，凭着一股刚烈之气大踏步地前进。小西行长却不行，他本质上是个生意人，作什么都要事先计算得失。
他一直希望用最小损失换取最大利益。所以从进入朝鲜开始，小西行长不停地给朝鲜国王写信，希望能够和谈。谁料朝鲜人虽然屡败屡战，骨气倒是颇硬，哪怕内附大明不当国王没有了朝鲜国，也绝不投降倭寇。双方唯一的一次谈判，是在平壤沦陷前，因为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话就谈崩了。
现在汉城、开城、平壤俱为小西行长所夺，功勋已经足以服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再继续攻击，无非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大，反而部队会因为过度损耗而崩溃。前头虽有朝鲜王室，可也有大明，杀上去胜负难以预料。
再说现在补给也是个大麻烦，小西行长不想对嫡系部队造成太多损失，他决定放慢脚步，观望一下形势。
总之，在大明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日军正因为后勤能力到了极限，而进入一个扩张瓶颈期，所有的军团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加藤清正已然保持着高速突击的态势，但他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其实面对补给困难的，不只是日本人，还有明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要消耗粮食的。辽东军团久经沙场，自然知道后勤保障是胜负的关键。祖承训还在凤凰城整兵的时候，李德馨请他赶紧入朝支援。祖承训的回答是：“粮草还未准备好，等备足了自然会出兵。
辽东境内好办，各地城堡都有专项军用补给仓库，随走随补，不虞饥绥。可一旦进入朝鲜，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辽东运粮是件旷日持久消耗极大的工作，成本太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地就食，让朝鲜人负责粮秣——尤其是明军还可能要深入朝鲜境内，进攻平壤等地，路途遥远，指望随身携带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明出兵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负责供应粮食，当然责无旁贷。
根据朝鲜备边司的记录，一名明军士兵每日消耗一点五升米，一匹战马每日消耗草料与豆饼三升。大明此时在朝鲜境内的部队一共是三千人，马匹三千五百匹左右，所以每天的消耗量是四十四石粮草，八十多石草豆。
对于这个数字，朝鲜人最初还是挺乐观的。六月十五日明军渡江的当天，李昖把柳成龙叫过来，指定他负责接洽与明军的一切活动，同时负责筹措粮草。君臣俩人合计了一下，在最靠近义州的安州，尚有五百石的粮草储备，再加上周围郡县的储备，省着点用够五千人吃半个月。李昖还有心情叮嘱柳成龙，说拿出四十石来酿酒，庆祝一下天军来援。
可柳成龙前往附近村镇一调查，发现麻烦了。朝廷手里掌握的，都是账面上的数字，战争打得这么大，该烧得烧，该跑得跑，仓库早就见底了。平安监司李元翼说得更干脆：“现在官府手里的粮食，一千人的明军都供给不起。”
更倒霉的是，柳成龙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全跑光了。幸亏柳成龙是个能吏，召集了一批年轻公务员，挽着袖子上阵，象冬天的土拨鼠一样在平安道掘地三尺，最后总算在嘉州凑出来五六百石。至于靠近前线的定州，是一点粮食都没了。这意味着一旦明军进攻平壤，粮草必须得从后方运，征集民夫又是一件难事。
光是想了一想，柳成龙的头已经变得比两个还大。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粮草方面的形势忽然又变了。柳成龙给朝廷上书，说定州有粮食了，林林总总算起来，够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