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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1961年12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3年－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一、 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河南省：
路宪文向毛泽东汇报，见《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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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致和同志关于信阳地区几个县当前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4日。
省委检查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60年6月3日。
省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3日，2403。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死人问题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3日。
中共淮滨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7日，
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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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党籍、判除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死刑和对信阳地委死人事件处理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0年11月1日，1960－2409。
信阳事件专案审查组：《关于马龙山的问题》，1960年11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403。
李立：向吴芝圃的报告，1960年11月28日，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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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山1960年10月21日于信阳报告，《谨呈刘科长转省里来的两位主任》。
《王秉林揭发杨蔚屏的材料》，1960年11月。
《张富同志向中央反映经情况受到压制的过》，1960年，12月。
《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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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从吾、徐子荣：《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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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张仲良：《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１９５８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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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交部：《工交系统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1960年12月9日。
中共玉门市委：《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1日
中共白银市委：《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12月18日
中共天水地委：《关于请拨免费医疗款的报告》，1960年12月24日，甘收＇60＇1725。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职工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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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地委关于永昌县发生疾病、断炊、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15日，甘收＇62＇20049号。
《省委卫生厅检查组给省卫生厅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