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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年的21300万斤，1959年减少到14000万斤，1960年又减少到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220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80个大队从12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1960年3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3500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1960年1－6月，全县浮肿病人达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弃婴420人，外逃4730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400人，后来核实为619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1959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10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290斤左右，1960年为314。7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5。1亿斤，1958年为6亿斤左右，1959年为4。8亿斤，1960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3。97亿斤。在1960年的3。97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4300万斤，饲料358万斤，社员口粮1。885亿斤，国家征购1。6145亿斤，储备粮45。7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9623。8万斤。还剩9227。2万斤，按全县59。898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这点粮食要从12月底吃到明年6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尅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38个公社统计，11月下旬为6120人，12月上旬为6973人，12月中旬为10673人，12月下旬仅27个公社就有14650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六、政策放宽 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12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1962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1962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62。
表62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年二季度 1962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63。
表63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62。
从表63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