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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室中央，伫立着克劳斯纳教授的书桌，仿佛一艘黑漆漆的大驱逐舰在高山环绕的崖湾内抛锚，整个书桌堆满了一堆堆的参考文献、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钢笔，蓝的、黑的、绿的、红的，铅笔、橡皮、装满回形针的盒子，橡皮圈和订书钉，暗黄色的信封、白色信封，以及上面贴有好看的彩色邮票的信封，纸张、散页印刷品、笔记和索引卡片，打开的希伯来文书上堆放着外文书，时不时插入从螺圆活页本上撕下来的纸张，上面是我伯伯那密密麻麻的细长字迹，到处涂涂抹抹修修改改，像黑色的死苍蝇，到处是小纸片，约瑟夫伯伯的金边眼镜放在一堆东西上边，仿佛在天空中飞翔，而另一副眼镜则放在椅子旁边小推车上的另一堆书上，第三副眼镜则在黑沙发旁小箱子上，透过一本打开了的小册子的书页偷看你。
约瑟夫伯伯本人就待在这张沙发上，以一种灾难性的姿势蜷缩在那里，肩上披一条苏格兰裙似的红绿格毯子，不戴眼镜，他的脸显得光秃秃的，充满了稚气。他身材瘦削，像孩子那样纤巧，那双细长的棕色眼睛看上去既喜悦，又有几分失落。他用那只几乎透明的白手和我们微微握手，咧开八字须和山羊胡子，露出淡粉色的微笑，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请进，亲爱的，进来，进来呀！”（即使我们已经走进房间，已经站在他面前，然而依旧靠近房门，爸爸妈妈和我挤作一团，像一小群迷失在陌生牧场里的牲畜。）“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迎接你们，不要对我过于苛刻，因为我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离开写字台了，没有合眼，问问克劳斯纳夫人，她会为我作证，我没吃没睡，甚至没有溜一眼报纸，只想把这篇文章写完，它的发表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光是在这里，整个文化世界将会屏息注视这场争论，这一次我相信我会让蒙昧主义者永远哑口无言！这一次迫使他们表示赞同说阿门，或者至少承认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游戏结束了。你们怎么样？我亲爱的范妮娅？我亲爱的罗尼亚？还有可爱的小阿摩司？你们好吗？你们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给亲爱的小阿摩司读几页我写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了吗？我亲爱的人，在我看来，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最适合给亲爱的阿摩司和我们整个杰出的一代希伯来青年做精神食粮，或许还包括我的《第二圣殿史》中对英雄主义和反叛的描述。
“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母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要是你们善意地跟随她去的话，我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奉献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进行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了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仍觉自己的东西不尽如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至万丈深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夫人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来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左拐走进起居室，而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烛架。
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餐桌头上的贵宾席。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
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软绵绵的大地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
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罗马皇帝王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1949年，梅纳赫姆·贝京＇2＇ 内阁里的反对派领袖以自由运动的名义提名约瑟夫伯伯为候选人和海姆·魏兹曼＇3＇ 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彼此不会发生冲突。
“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4＇ ？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画？不干？”
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回来，充满了幻想，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
【注释】
＇1＇ 和平契约，一个和平主义组织，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希伯来大学教授们中间引起强烈争论。
＇2＇ 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
＇3＇ 海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以色列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4＇ 哈努卡节，有光明节、净殿节等多种译法，为的是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在犹太·马加比领导下反抗异族统治、捍卫民族信仰的起义。陀螺是过此节时儿童玩的一种玩具。
9
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逾越节专用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
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座，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责任，或者说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
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活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让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保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总的来说，19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拉德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1＇ 则处在那两个人的统治之下，一个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园的疯狂乞儿。
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或者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防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人至深的独白。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或就一系列事件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美国犹太人依然沉迷于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
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