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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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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

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

“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

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

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

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

“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

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

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

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

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他问我:“颜俊杰是你什么人?”

我报告了颜俊杰跟我大哥、大姐和我们家的瓜葛。

“你来给他写一封信。”领导说。

解放大军在迅速推进,敌军企图固守福建,特别是闽南。敌人在厦门布防,修筑大量碉堡工事,配置强大火力,决心死守。厦门岛易守难攻,敌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军舰,试图凭借大海阻挡解放步伐,厦门会有一场恶仗,需要准确情报才能制胜。

“这个颜俊杰用得上。”领导说。

颜俊杰作为联络官,到厦门主要事务是处理重要战略物资抢运。此刻厦门岛上集中有许多陆续从各地撤下来的物资,分别由不同部门存放管理。颜俊杰受命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将它们撤运台湾。他不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也能接触到很多军事机密,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颜俊杰是厦门人,早年在厦读书,有许多同学朋友,地下党通过几个渠道策反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前些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以旧日朋友、海外华侨身份去找颜俊杰,谈及当前形势,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弃暗投明,给自己留条后路。颜俊杰说他什么都明白,党国腐败堕落,大势已去,共产党如日中天,气势正旺,谁胜谁败瞎子都看得见。颜俊杰清楚朋友找他谈话的用意,何去何从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家人在台湾,海外还有产业,时候一到他会辞去军职,另谋生路,出国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他对党国已经不存指望,不会为之殉葬,但是也不会如战场上那么多国军军官一样起义投共,他做不来那种事。

朋友说,形势至此,颜俊杰不能只顾自己。眼看厦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双方重兵相争,结果可以料想。厦门跟大陆距离近,解放军不必靠飞机军舰,一人一条汽车轮胎就可以渡海强攻,最终国军不可能守住,解放军必胜。守军的顽抗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只会让两方人员死伤更其惨重,让厦门岛上生灵涂炭。颜俊杰是厦门人,不会愿意自己的家乡亲友受此大难。

颜俊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况,表明自己立场,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居然是我,钱玉凤。他让那位朋友给地下党上级传话,要求让我跟家里联络,最好是送回厦门。他说他跟我们钱家渊源很深,钱家老父是老共,哥姐姐夫也都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有的死了,有的生死不明。他曾经向我大哥承诺保护钱家老小,如果澳妹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他愧见老友。共产党可以让所有人都跟着走,但请手下留情,放过澳妹,别让钱家人再遭灾难。小姑娘涉世未深,女学生在游击队里没有大用,该男人去打仗受苦死伤,别让年轻姑娘去承受。放她一马吧,让她可以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相守。

朋友问:“这小姑娘在游击队里吗?”

颜俊杰有可靠消息,小姑娘在黄狮坑,被游击队派到一个双枪土匪婆那里。

颜俊杰的朋友把话捎到了游击队,领导找我谈话,并没有说颜要求送我回家,只让我给他回一封亲笔信,告知我在此间很好,请他转告母亲不要操心。领导还要求我在信里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为家乡亲友做点好事。

“你的话对他会有影响。”领导说。

我有点担心:“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怎么样?”

“这个考虑对,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颜俊杰看明白就可以。”

我按照领导要求写了信。把信交给领导时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如让我回厦门去。”

“为什么?”

要说服颜俊杰帮助我们,让我去见他,肯定比一封信作用更大。

“你知道危险吧?”

我当然非常清楚。

领导这才明说,接到颜俊杰的口信后,他们研究过,认为把我派回厦门最为有利,满足颜俊杰的要求,可以让颜更愿意合作。我在厦门当面说服劝告,也可以直截了当讲透,肯定比在纸上含糊其辞有用得多。但是此刻厦门是军事重地,敌人严加防范,让我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回去,无异于深人虎穴,风险太大。为我的安全考虑,他们不能放心,所以才决定让我写信。

“你的工作我们已经另有安排。”领导说。

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工作,易太太那里另派人去。让我回机关,主要考虑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本地人,国语土话都会讲,机关里用得上。特别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到来,部队官兵多为山东、江浙人,随军南下干部则多来自山西、河南与河北,他们听不懂本地话,加强联络沟通,很需要我这种干部。让我回机关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全。易太太虽然靠拢我们,毕竟手下鱼龙混杂,我留在那里有危险。

“机关先不必考虑。”我说,“我愿意去厦门。”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跟我三哥说。”

“为什么?”

“他总把我当小孩。”

“他不在,执行任务去了。”

我这才知道三哥阿康早些日子已经下山去了晋江。三哥行前特地找领导汇报,担心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可能会盯上我。因而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

我说:“领导放心,让我回厦门吧。”

他们表扬我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眼神有疑惑。我不知道自己对地下工作几乎什么都不懂吗?不知道危险吗?如此主动要求承担这种任务,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勇敢,我这个人心软,爱哭,如三哥所笑“乖女流鼻水”。我希望自己变得勇敢,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佩服、羡慕哥哥姐姐,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他们总把我当小孩看,不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三哥阿康总说我的任务是将来,好像现在我什么都做不来,听了让我不服。但是我想回厦门,主要还是因为需要,不是不让人小看我。能够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我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要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领导说。

“我会非常小心。”我说,“颜俊杰也会想办法保护我。”

“我们会为你作好安排。但是你自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

我说自己出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座监狱让我一出生就患了乙型脑炎,已经濒死,再死而复生。大姐牺牲后我又被他们关进监狱,我在监狱里掉眼泪,但是没有屈服。我看到一只鸡被杀死都会难受,但是我已经面对了亲人们的相继牺牲。

“我会哭,不会怕死。”我说。

他们决定让我返回厦门,他们还提出离开前让我重新入党。我进游击队已经几个月了,组织关系一直无法接上,我的上级老江无从联系,我们支部的其它同志杳无音信,可能还潜伏在厦门,可能撤往别的游击区,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被敌人捕获,甚至牺牲。如果那样,我将无法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这个问题本可以留到解放后再解决,但是现在我被他们派往厦门,执行危险任务,他们认为应当先把我接纳到他们的系统里。只要我愿意,可以在他们这里重新入党。日后如果找到老江或者其它同志,党龄可以按他们的证明计,如果找不到了,就按照重新入党时间计算。

我笑道:“要这么麻烦吗?”

我没有重新入党,我认为不必要。无论我的组织关系在不在这里,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哪怕身涉险地。

事实上我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原因全部告诉领导。我为什么呢?除了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非常直接,那就是我想念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得眼泪直流,一想到母亲在为我担优,度日如年,我就眼泪汪汪。我的天性如此,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次回厦门非常危险,但是再大的危险也抵不过任务的重要,以及我对母亲的想念。

我被秘密护送回厦门,一路平安,我没有一刻耽搁,直接就跑回家去看母亲。小组里的同志预先把我归来的消息告知颜俊杰,他赶到渔港,把我从家里接到要塞司令部,他的联络官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他告诉我在这里听他安排,他会千方百计保护我。让我回厦门是一步险棋,风险很大,但是他有安排,听他安排就不会有事。

为什么说是险棋?原来与柯子炎有关。柯子炎清楚颜俊杰与我们钱家的关系,曾经利用颜俊杰把一些消息七拐八弯传递给姐夫,想引姐夫上钩落网,此刻故技重演,我在黄狮坑的情况就是他告诉颜俊杰的。他说我被游击队派到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凶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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