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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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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只怕会出事。

“到底是什么事?”

大姐问小陈:“车上东西在吗?”

小陈语焉不详:“他们搜过车了。”

高个子追问:“什么东西?”

“情报。哎哟,你们不要搞掉了!”

情报很要紧,牵涉到反动派下一阶段“清剿”的新部署。为这份情报已经牺牲了同志,可不敢在这里搞丢。几位陌生同志不清楚情况,搜查时是不是漏了?不会以为没用,随便扔了吧?会不会让小孩拾走了?赶紧去看一看,也许还能找回来。

高个子说:“走。”

他们俩被押出那座庙,回到吉普车边。两个爬在车头上玩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跳下车站在一旁看热闹。两个孩子都小,其中一个还穿着开裆裤。大姐打开驾驶室门上车找情报,小陈留在车下,被对方的枪口死死看着。他们并没有轻信大姐的言辞。

大姐在驾驶座没找到东西,她跳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另一侧助手位车门。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好奇,也跟了过来。大姐把后排车门打开,招呼孩子上车玩。她自己则站在车下,用力推开助手位的椅子。

椅子下边有一个储物柜,储物柜里放着一支小手枪,装在一个精巧的牛皮手枪套里。大姐通常不把枪带在身上,今天到村里找大舅,她把手枪放在座椅下储物柜中。不懂车的人很难想到座椅下边暗藏柜子,通常不会搜查那里。

大姐把手枪取出来。对方几个人一见她从车上下来,手上忽然有枪,顿感吃惊,几支枪口一起对准她。

“别误会。”大姐说,“枪给你们。”

矮个子年轻人接过枪,几个人一起伸头去看。手枪是银白色的,不像武器,倒像玩具,几位估计都没见过,一见不免好奇,啧啧有声。大姐则在一旁追问小陈:“档案袋呢?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两个孩子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吉普车居然自己顺着山坡悄无声息地开始滑动。车上孩子慌张,大呼小叫,车下玩小手枪的大人们这才注意到异常。

只有大姐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是她一手制造的。军用吉普停在山坡上,面对下坡路,小陈停车后关了刹车闸,找了一块破砖垫在车轮下,车辆不会自行滑动。大姐上驾驶室找东西时有意打开刹车闸,下车时又悄悄抬脚,把垫在吉普车前轮下的破砖踢掉,撤去保险手段。小孩在车上一晃,吉普车就给推动起来,顺坡而下,越滑越快。坡下有一个拐弯,道路左拐而去,不受控制的吉普车直冲而下,将坠入溪流。

意外突起,其他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姐心里有数,她大喝:“车上有孩子!小陈快去刹车!”

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怔,耽搁片刻,才不约而同开步追赶。吉普车尚未滑远,速度还不够快,可以追上。只一眨眼间,小陈冲到吉普车驾驶室旁,拉开车门蹿上车,随后大姐也赶到,上了后排,跟那两个小孩坐在一起,他们一起把车门关上了。

小陈没踩刹车,他开油门,发动机器,开足马力逃命。

对方在车后大喊,以开枪威胁,却没有射击,可能因为车上有村里的小孩。眨眼间吉普车转过山坡,大姐让小陈停车,把孩子放下车,再继续逃跑。

这时大姐才告诉小陈,昨天他们从厦门动身后,她心里一直感觉异样,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她脑子里总有一个人在晃,就是几天前小陈送她回家时在巷子口缠住他们的那个特务头头,姓柯的特派员。

“刚才这几个是他的人吗?”小陈疑惑。

“这几个倒可能真是游击队的。”大姐说。

赶回旅店时正好是中午,主任刚刚起床。

“猪圈修好了?”主任追问。

大姐笑笑,说大舅已经不养母猪,皮箱里的金砖不知往哪里送。

“发愁啥,拿来给我。”主任哈哈,“下午干什么?”

大姐报告,当天下午继续看货,晚上供货商还有饭局孝敬长官。

“没什么事吧?”主任问。

“平安无事。”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主任说。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隐秘暗号

大姐是什么人?除了我熟悉的大姐头,她肯定另有一个面目,于我非常陌生。

我们家里,我最依赖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出世之后基本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当年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女童,母亲把她当做童工使唤,让她成为我的专职保姆。母亲靠自己一双手打水洗衣,维持一家大小生活,从早到晚团团转,没有时间照料我,我这个小不点女孩被全权托付给大姐。大姐拖着两行鼻涕,承担起别人家母亲才承担的职责,给小不点喂米糊,换尿布,抱着哄着,出门把我绑在背上,睡觉时让我蜷在身边。从我懂事时起,大姐在我心中不只是大姐头,她有如母亲。

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没给别人看见吧?”她低声问我。

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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