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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听得目瞪口呆，对自己的姐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姐姐，不如你来做皇帝吧。”天子哀叹道，“父皇太偏心了，当初他为什么要让你到北疆，而不是朕？”
长公主娇嗔地打了他脑袋一下，“我现在告诉你，手把手地教你，难道迟了吗？你如果没有这五年的磨难，我看你也做不好这个青史留名的中兴皇帝。父皇这种安排，现在想起来，也许正是为了让你能够承担起中兴社稷的大任。”
天子像小鸡啄米一样地连连点头，“姐姐继续说，继续说。这个官制的修改为什么和留下现任朝廷大臣扯上了关系？”
“官制的修改重点有三个，一是皇权和相权的平衡，二是有效预防宦官和外戚干政，三是控制宗室皇亲和朝中大臣的势力发展。”长公主轻皱峨眉，面带忧色地说道，“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平衡和朝中大臣的势力制衡。”
本朝自先祖孝武皇帝开始，尚书台权重，内廷开始抢夺外廷的相权。到了光武皇帝的时候，三公大权更是被严重削弱，尚书台权力独大，皇权和相权皆被皇帝一人所控。国家安宁的时候，皇帝主宰一切当然是必要的，可以保证江山永固，有助于长治久安。但一旦这个权力被奸侫所控，社稷便立刻陷入倾覆的灾难，所以皇权和相权的适当平衡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兴之期。
“比如说陛下……”长公主指指睁大一双小眼的天子，笑着说道，“你现在治国的本领还不如姐姐，你又怎能带领朝中大臣们中兴社稷？”
“朕还有姐姐。”天子毫不犹豫地说道。
“姐姐才多大年纪，能懂得多少治国之术？论治国，当首推张温、马日磾这些老臣，论征伐天下，当首推大将军、镇北将军、征西将军这些名将。”长公主摇头说道，“现在官制的修改迫在眉睫，而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平衡，也就是削弱尚书台的权力，削弱内廷的权力，把本来应该是三公的职权还给三公。”
“姐姐，那我这个皇帝干什么？”天子疑惑地问道。
“皇帝掌控皇权啊。”长公主笑道，“比如你告诉大司马、大将军李弘，今年，你把袁绍灭了，这就是你的事。至于大将军怎么击杀袁绍，那是大将军的事，你不要过问。再比如，黄河决堤了，百姓受灾了，你告诉司徒大人，你要去赈济，要减免灾民的赋税，你还要告诉司空大人，尽快把黄河大堤修好。至于司徒大人如何赈济百姓，司空大人如何修筑堤坝，那是司徒大人和司空大人的事，你无须过问。”
“原来是这样？”天子恍然大悟道，“还是姐姐说得明白，朕一听就懂了。，”不是姐姐说得明白，而是教授你的大臣们不敢说，担心你杀他们的头，灭他们的族。“
长公主继续说道：“但相权过大，有个很大的危害，会产生飞扬跋扈的权臣，这也是孝武皇帝为什么要抢夺相权，孝成皇帝以三公代替丞相之职的主要原因。光武皇帝明确订立三公职责后，三公大臣开始分权、鼎立。今天，我劝陛下留下太尉杨彪等宰辅大臣，正是为了三公大臣的分权、鼎力，以防权臣祸国。”
天子迟疑半晌，吞吞吐吐地问道：“姐姐，大将军……他同意……”
长公主面孔一红，低声说道：“这就是大将军的主意。”
天子愣住了，坐在席上半天没说话。
十一月下，天子下旨，重建朝廷，将“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名号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
拜马日磾为太傅、参隶尚书事。
拜张温为大司徒，参隶尚书事。
转拜太尉杨彪为大司空，参隶尚书事。
李弘依旧为大司马、大将军，参隶尚书事。
四位大臣同为皇帝宰辅，共理国事。
拜蔡邕为太常。拜赵岐为太仆。拜崔烈为宗正。
拜镇北将军鲜于辅兼领光禄勋。拜征西将军徐荣兼领卫尉。拜丁官为廷尉。
拜李玮为大司农。拜袁滂为少府。拜士孙瑞为大鸿胪。
拜右将军张燕兼领执金吾。拜陈纪为将作大匠。
拜奋威将军吕布兼领司隶校尉。拜钟繇为御史中丞。
拜荀攸为尚书令。拜张范、贾诩为尚书左右仆射。拜朱穆、谢明、唐放、司马朗、邢颙、田畴为尚书。
十一月底，天子率百官赶赴晋阳。
第二十一节
大汉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二月。
十二月初，天子车驾到达临汾。
此时天气已经转冷，大司马大将军李弘有意督请朝中大臣暂时放下政务，转而集中精力赶路，先把天子和朝廷迁到晋阳再说，但他的建议遭到了否决。朝臣们在修订官制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天子车驾不得不在临汾大营停了下来。
本朝官制虽然遵从三公九卿制，但这个三公九卿是指外朝官，也就是外廷。三公九卿的府衙都在皇宫外面。
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诏令决策迅速上传下达，但由于公卿权力过大，孝武皇帝受到了很大掣肘，皇权无法如臂指使，于是他开始重用中朝官。所谓中朝官就是设在皇宫内或与宫内有关系的官吏，一般是指尚书、侍中和大夫。他们负责收发文书奏章，位卑而职微，外朝官一般不拿正眼看他们。孝武皇帝于是以“加官”的名义把一些心腹大臣调进了皇宫，并任命外戚担任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掌尚书事务，以便与外朝官抗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首的中朝官体系。
皇帝一般与尚书、加官的朝臣商议大计，而公卿大臣却不能参予。所以中朝官对朝政有更大的决策权，很多政事都是中朝官议定后由皇帝下诏执行。
到了光武皇帝时，三公没有实权，尚书成为出纳王命的显要官职。此时尚书台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时称“八座”，地位非常尊崇。
中朝官权重，同样对皇权形成威胁，于是禁中内朝官便开始介入政务。
禁中是指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内朝官多是宦官。孝武皇帝晚期时，考虑到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奏事，不能到禁中传达政务，于是任命宦官为中书谒者令，负责传递诏令奏章，从此中书令开始牵制尚书令。
到了光武皇帝时，宫禁区别更为严格，士人不能随便出入禁中。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事皆由设在禁中的侍中寺（由侍中、黄门侍郎等士人官僚组成）、东寺（由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组成）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负责。孝章皇帝时，侍中郭举与后宫私通，拔刀惊吓皇帝。结果侍中寺被迁到了宫中，禁中成了宦官势力的天下。本朝后期由于皇统屡绝，太后和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便和公卿同堂议事，于是宦官上传下达，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自此宦官干政，社稷陷入危难之中。
当年孝武皇帝为了争夺相权，牵制外廷，大力重用中朝官。等到了光武皇帝之后，为了防止中朝势大，又以内朝官掣肘。皇权是无限制扩大了，集中了，但由于权力缺少有效制衡，社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七年前，在武人和士人的努力下，内朝和内朝官被彻底消灭了，宦官绝迹于禁中。但大汉随即就迎来了长达七年的权臣祸国之期。七年的征伐岁月，几乎把大汉彻底摧毁了。
今天，同样在武人和士人的齐心协力下，天子被救了回来，大汉开始走向了中兴的希望之路。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
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欲望。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
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宦官和外戚干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皇统继承一事随着皇权的增大，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事。皇统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之事，应该由皇帝和外朝共同处理。只要外朝权大，则宦官和外戚干政的可能将大大减少。
外朝权大，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君弱臣强的时候，强臣往往会演变为权臣，而权臣祸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所以外朝的相权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制衡。制衡的关键就是中朝权力的扩大。孝武皇帝时，昭宣中兴时，光武中兴时，都是中朝权大，皇权集中，继而天下安宁，国家强盛。所以外朝若再想象过去大秦朝或者本朝早期一样拥有强大的相权，也是不现实的事。
但中朝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尚书台必须要交还本该三公拥有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项大权。一是议政，国政必须由皇帝、中朝官和外朝官合议决策，皇帝和尚书台不能独自做出决策。二是罢免有过失的两千石以上大吏。在光武皇帝以前，州牧监察奏报两千石大吏不称职者，需要有三公府派掾史核查后才能罢免，但光武皇帝把这个权力抢走了。三是听取和处理上计事宜。郡、国每年终（或三年）要派属吏带着“计薄”（记载户口增减，盗贼多少等情况的文书）到京师汇报，听取朝廷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司徒大人的事，但光武皇帝也把它抢去了。结果外朝大臣对各地郡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三公大臣想处理国政都无从下手。
为了让官制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实现皇权和相权的制衡，长公主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曾数次合议，继而提出了四公同领尚书事的决议，以求外朝和中朝能够互为统属，互相牵制。但事实是，外朝大权独揽，中朝形同虚设，皇权受到了严重制约。
天子在长安虽然无权过问政事，但一帮大臣当时为了对抗董卓和李傕，教授了天子很多制衡之策和从权臣手上夺取权力的办法，天子因此深知皇权集中的重要，对维护自己的皇权也颇有心得。他知道权力只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上，才能像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愿意像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权臣的工具，朝堂上的摆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公主，还有国丈董承，国舅伏德，大鸿胪士孙瑞，黄门侍郎冯硕，侍中杨琦等大臣。他的理由很简单，按照这种官制实行下去，自己和在长安没有任何区别。
“朕要到二十岁才主政，但朕在河北没有任何根基。六年后，朝堂上肯定都是河北大吏，都是大将军的人，朕说话谁听？”
长公主很吃惊，“大将军为了取得陛下的信任，已经一退再退，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任大将军？这个官制修改之策基本上都是由太傅、大司徒、太常等几位老大人制定的，大将军并没有独掌权柄的意思，这你难道看不出来？大将军如果再退，害怕的不是大将军，而是河北大吏和北疆诸将，其后果不言而喻。我已经对你说过，大将军亲口对我承诺的，六年后，如果天下平定，他绝不进京为官，绝不干涉朝政，他将信守对父皇的承诺，为大汉戍守北疆。如果�